然而，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在「進步」的凱歌聲中，歷史的空間維度或者說歷史的「場所」特征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史學家們依照時間規律和因果關係，把歷史事件編織成了一種類似小說一樣的文本。時至今日，歷史的結構已經被簡化成了一種時間性的「鏈條」，似乎與空間、場所、地方這樣的概念沒有多大關係。



可在古代社會，甚至在中世紀，人們心目中的歷史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脫離了特定場所的歷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作為歷史基本構成材料的歷史事件總是和一定的地方聯系在一起。



比如說，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在他們每天的采集和狩獵行進過程中，到處都能碰到有`故事'的地方」， 「這些滿是事件的地方，或深或淺地、斑駁地分布在領土上。它們發生過不同尋常的事情之後，就擁有了一種氣息，彌漫在整個周邊地區」，而「所有這些地方都擁有`生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群或人類共同體所生存的環境就充滿了越來越多的這類地方， 因此， 「一些地區布滿當地傳說的褶皺。這類自然的記憶垃圾堆等於中世紀`記憶術'…

《7 摸不到门路 缺专家指路·砂生态旅游搞不起》（下）

絶大多數的生態旅遊之遊客群是來自北美洲、歐洲以及日本。預測從現在起的3年內，也即到了2010年時，預料整個旅遊市場將有約7000萬的生態旅客。

而進行生態旅遊活動的有錢又有閒的遊客，是比普通的觀光客出手更大方闊綽，每人每次行程的花費1000至1500美元，且住上好幾天消費。

• 進行生態旅遊活動的基本條件之一，必須是熱愛大自然和保護環境。…

《左傳》先經、後經、依經、錯經，「隨義而發」之解經方式，後世衍變成為一種敘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所謂「史傳」傳統。毛宗崗《讀〈三國誌〉法》，推崇《三國》書乃文章之最妙者，論及三國故事之起始與終結，參差與錯落。《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其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敘事傳統，顯然可以前後輝映，相互發明。其言曰：…

詹姆遜的觀點與其特定的理論取向有關。他在1980年代明確指出：“上一代，還存在著專業哲學的專門話語——薩特或現象家們的龐大體系，維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學或普通語言學哲學的著作——還可以與其他學科——例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或文學批評這些相當不同的話語區分開來，現在，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



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並標誌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後現代主義現象之列。”[65]詹姆遜所說的“法國理論”，指的是1960—1970年代法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文本以及因為這些文本而被復活的一些此前的著作，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國批評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蘇俄批評家巴赫金（M.M.…

卡勒指出，這個述本有個大漏洞：戲劇開場時，俄狄浦斯國王已經登基多年，與前王后養育了幾個子女。這一天他下令徹查當年國王拉伊奧斯被殺一案，但是他心存猶疑，因為他多年前曾經一個人在路口殺死某老人與其隨從。王后安慰丈夫說有一個見證人，曾對全城人說過，他看到「一群強盜」殺了前國王與侍從，因此不可能是俄狄浦斯殺了前國王。於是一切取決於找到此證人。但當證人應召到來時，俄狄浦斯根本沒有問當年殺人者究竟是「一群」還是「一個」，而只是追問自己的身世。卡勒說：「當他聽說自己就是前國王的兒子時，馬上得出結論：是他殺了拉伊奧斯。他的結論不基於新證據，而是述本自身的意義邏輯……事件不是主題（意義）的原因，而是其效果。」[29]卡勒說他當然不是想證明三千年前的俄狄浦斯無罪，他是說述本必須有意義，情節邏輯自身的壓力（而不是底本的「真實事件」）迫使俄狄浦斯必須發現自己犯下弒父娶母大罪，不然這個戲就不成戲。…

二、天籟說…

早晨，我對人説雖然這冬日的寒風

刺得我發怵，但我卻是三月的驕陽

依然春風拂面。我的態度

中午就有了回報

我從榆林間踱出去

又從竹林下轉回來

我抄起雙手細細辨認這臘月的聲音

臘月皺起眉頭在歲末沉思…

蘇珊·桑塔格飽受癌症之苦；她似乎傾向於對疾病進行哲學思考，以緩解被疾病綁架的肉體之痛。桑塔格認為：「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認為這樣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使人大徹大悟。通過有關結核病的幻想，同樣也可以美化死亡。」(93)與有些假模假式但充滿善意的「大徹大悟」截然相反，與略帶矯情意味但又不無誠懇的「美化死亡」完全不同，作為詩歌意象的「鶴」(和)有能力讓張棗在劇痛之中，居然有所頓悟於一個因「和」(鶴)而來的美好事實：

 真實的痛並不痛，它只有痛的萬種姿態，比如雪花，水，某物的或你濡嫩的舌頭。(94)…

彌爾頓反復強調出版自由，其理由簡單地說，是真理不怕與虛偽交鋒：“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現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讓她和虛偽交手吧，誰又看見過真理放膽交手時吃過敗仗呢？”[16]複雜些說，人不是神，人間的生活本來就是真善美與假醜惡並存的，惡是善的存在條件。“你縱使把一切貪欲的對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閑起來用最嚴格的紀律加以管理，但你卻不能使原來不純潔的人變得純潔。……縱令我們可以用這種辦法消除罪惡，但應當注意的是我們像這樣消除了多少罪惡，就會破壞同樣多的美德，消除其中之一，便會把另一個也一起消除了。”[17]…

該定義還有另一個不算太新卻也是標誌性的特征，它通過描述民俗的一系列具體形式和產品框定了民俗的基本輪廓。這樣做帶來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將民俗這一名詞用於那些習以為常地認為是民俗的東西，以及那些在形態或行為上相似於它們的東西。」以民俗事象為中心來定義民俗，就會在區分「傳統」和「民俗」時產生明顯問題。…

在我看來，這種大循環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是進行文本闡釋，弄清楚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然後把文本意義與特定文化傳統和歷史語境聯系起來，梳理這些意義與各種外在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返回到文本之中，進一步對文本意義做出闡釋。通過文本—語境—文本的循環闡釋無疑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闡釋對象，揭示出更豐富的意義。

四、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

在論及「強制闡釋」的普遍性時，張江列舉了四條原因，除了「心理本能」之外，其他三條基本上都涉及知識生產的方式問題：闡釋究竟屬於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闡釋的目的究竟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闡釋學的根本問題。…

我國的文學地理學也吸納了部分西方理論資源。在西方，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和丹納是早期關注文學與地理關係的代表性學者。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闡述了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及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強調了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65-364頁。）而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乃至空間批評、生態批評等也的確影響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思維和方法。如邁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學》裏就辟專章探討了文學創作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R.J.約翰斯頓編著了人文地理學扛鼎之作《人文地理學詞典》。卡爾·索爾、拉策爾等學者也探討過文化、人類學等與地理之間的關係。…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提示《春秋》筆削與中國史學之淵源，筆削見義為敘事傳統之要法。其中論說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之辯證關係，可作屬辭比事《春秋》書法之具體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13)…

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筆與削彼此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排比史事可顯意，連屬辭文亦能見義。《春秋》筆削書法，一變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再變為詳略、異同、重輕、忽謹、先後、因變之史法，三變為曲直、顯晦、有無、虛實、忌諱、回護之義法。或筆或削，大抵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識、史觀、歷史哲學，可謂順理成章。方苞會通經史古文，提倡義法，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為中國傳統敘事學著重筆削見義、比事屬辭之「法」提供了學理依據。《春秋》《左傳》等史籍「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說與戲劇敘事淵源於史傳，筆削書法，自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誌演義》等史傳、小說、戲劇敘事之津梁與法門。…

文學是想象的藝術，「聆察」時如影隨形的想象介入，不但為敘事平添許多趣味，還是敘事發生與演進的重要推進器。以敘事的源頭——神話為例，無神不成話，神的產生與「聆察」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認知水平低下的上古時代，初民主要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感覺來認識世界，看到和聽到的一切都可以激發他們的想象，但由於神不是一種直觀的存在，「聆察」過程中的積極思維顯然有利於神的形象生成。麥克斯·繆勒在考察宗教的起源時談到，神是由不同的感官覺察到的，太陽、黎明以及天地萬物都可以看到，但還有不能看到的東西，例如，《吠陀》中訴諸聽覺的雷、風與暴風雨等，「看」對躲在它們後面的神來說完全無能為力：…

偌大的拉薩花崗岩天葬台上

一顆顆凹凸不平的圓溜溜的孔洞

豁然彩繪着人體的卑微

每一顆頭顱，都從這裡出發

每一對眼睛，都從這裡眺望

每一根毛髮，都從這裡燃燒

每一具軀殼，都從這裡風逝…

三、情境創意在江蘇文化創意産業發展中的實踐

2017年度中國省市文化産業發展指數報告指出，江蘇憑藉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的優勢在全國排名第三，彰顯了持續蓬勃的文化經濟髮展活力。對最有活力和前景的文化産業，江蘇省委省政府一直以來自覺把其放到推進“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的進程中來謀劃。



目前全省共有文化法人單位10萬多家，其中年營業額500萬元以上規模企業6500餘家。全省共有200餘個文化産業園區，含1個國家級文化産業試驗園區、16個國家文化産業示範基地、4個國家級動漫産業基地、3個國家級文化與科技融合示範基地，同時建成14個省級文化産業示範園區、44個省級文化産業示範基地，數量和規模均居全國前列。全省擁有動漫企業 300 多家，其中被文化部認定享受財稅優惠政策的動漫企業86家…

（2）扁平化組織項目的短期性與臨時性，要求在組織和運作上具有靈活性，相對於垂直一體化的錐形組織結構而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更能適應這種彈性組織。文創領域的企業建設可以將公司分爲若幹個小組，每個小組自行設計、調查、內部競爭，這種扁平化組織的小組在儘快反饋和滿足客戶需求方面時效性大爲增強，這種組織形式廣泛應用於廣告業、會展、音樂和影視等行業，作爲規劃和啟動創新項目的首選組織形式。（3）用戶黏性與交互用戶運營模式指的是用優質內容把用戶找到、吸引他們沉淀下來，增強和用戶的互動，讓他們有強烈的參與感、歸屬感，引導其進一步産生消費，並把這些人群屬性背後的産業關聯起來的一種

 …

這是他著作中最不成功但是意義深遠的一部分。他屈於壓力被迫承認，希伯來人享有保持世界起源記憶的永恒特權，其他民族要求擁有這種記憶是徒勞的，盡管這種供認與他的所有發現相對立並且超出了他的整個思想體系，因此，神聖的歷史必須提供普遍歷史的真正的起源和序列。維柯認為原始文明與《聖經》年表通常認定的創世日期、全世界的洪水和力量超群的巨人族的傳說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麽正如維柯所說，就會發現神聖歷史與世俗歷史之間的連續性，這為他的想像留下了無盡的空間。大洪水過後，即創世紀後1656年，諾亞之子開始分離，與此同時，希伯來人依靠亞伯拉罕和其他功高德勛之人一起用上帝授予摩西的法律開始並繼續了他們的神聖的歷史。…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新科學》的歷史部分不能構造出人類種族的歷史，我們認為各個民族和個人在事件的整個進程中各自扮演著自己特有的角色。



為了使歷史履行這樣的職責，維柯不得不封閉他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未完成的，並且受到了宗教觀念的影響；他不得不把自己有遠見的神提升為進步的神，不得不把演化和重演確定為這一進程的永恒節奏。



或者，從另一方面來看，維柯為了在歷史中以完全相反的觀點獲得個人的洞見，他不得不放棄他那未發育完全的理想主義歷史，不得不克服普遍神意與奇異神意的劃分，不得不沿著上帝已經啟示並允許他發現的道路追溯人類歷史。維柯的正統觀點反對前者的選擇，然而他的哲學將阻止他接受第二種觀點；他的兩難處境的結果是，他重建的歷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普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