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注】參閱克里斯蒂娃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第51次大會上做的講座《女性特質倫理學的序曲》（Prelude to an Ethics of the Feminine），倫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2019年7月24日。下月推送這篇文章的譯文。

在我與凱瑟琳·克萊門特的對話中，我們深度探討了「享樂」這一主題，它引導我們走向宗教和神聖的領域。「享樂」超越了快樂，改變了性存有（sexuality），但並不「去性化」（desexualize），因為「享樂」將我們與內心自我和他者的對話聯系起來，並以此方式超越了個體與他者和「俗世肉身」（the flesh of the world）的連接和交流，這一點在科萊特…

問題是，如何在不借助信仰的情況下應對身處危險之中的人類——就像2004年本篤十六世（Ratzinger）、波肯費爾德（Böckenförde）和哈貝馬斯（Habermas）會面時主張的那樣？面對受景觀和金融影響、被權力欲望驅使的數十億個自我，面對這些，我們可以尋找到什麼樣的「信仰」，「團結的紐帶」或者「規范意識」呢？我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回歸人類關係的基礎要素，其中包括欲望及其可能帶來的災難、空虛的痛苦、對信仰的需求和對理想的投入。

聖保羅在《聖經·詩篇》中說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第116章）當精神分析師面對「我信」和「我說話」時，會遭遇兩種體驗。弗洛伊德在母子共生關係…

陪伴成為主體的過程，成為自己的過程，以及自我流放（self-exile），這些成為我身為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研究的核心，甚至早於我開始陪伴我在沙發上的病人。我最初研究所謂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將語言和語言的結構引入社會歷史語境，同時尤其重視在主體間（intersubjective）語境中的運用。

後來，我發展出一種既非笛卡爾式，也非現象學的概念，一個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unconscious）整合進去的說話主體（aspeaking…

共產主義與革命

喬治·尼瓦：索爾仁尼琴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蘇聯政權的本質。盡管經歷了一些失望，但他一直保持著樂觀態度。在你的經歷中，革命信仰起到了多大作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我非常贊賞你對索爾仁尼琴的深入解讀，通過你，我了解到他是如何放棄共產主義，轉而沉浸在俄語和東正教信仰中。然而，我的經歷完全不同。我成長於一位達爾文主義者的母親和一位東正教信仰者的父親之間，由此養成了討論和辯論的習慣。我對母親的愛使我反叛了父親的信仰，然而我被這個男人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堅定反抗困擾著，就像他的座右銘一樣：「我的女兒們，離開這個地方！從地獄的腸子里逃出去！（指的是我們的家鄉保加利亞）」父親認為，學習外語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式。俄語是必修的，但更重要的是法語，然後是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