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不可調和之物就是利奧塔所讀到的東西，對不可調和的確証，就是美學的最高成就，它完全顛覆了美學的元政治。當然，這種顛覆不能在“後現代主義”的範疇下來理解。在利奧塔的作品中，後現代不能作爲一種藝術或理論的旗幟，它頂多只能作爲一個描述性的範疇和一種診斷。



這個診斷具有一個根本作用：從政治解放中將藝術現代主義解脫出來，釋放出藝術是爲了讓藝術與另一種歷史敘事相關聯。利奧塔著名的對“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駁斥，絶不意味着是他對細微敘事的諸多空間讓步，去親近多元文化的靈魂。它僅僅是“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純粹而簡單的改變，按照這種改變，西方現代史不再被等同於無産階級解放的歷史，而是等同於猶太人被有計劃的滅絶的歷史。…

這些不可調和之物就是利奧塔所讀到的東西，對不可調和的確証，就是美學的最高成就，它完全顛覆了美學的元政治。當然，這種顛覆不能在“後現代主義”的範疇下來理解。在利奧塔的作品中，後現代不能作爲一種藝術或理論的旗幟，它頂多只能作爲一個描述性的範疇和一種診斷。這個診斷具有一個根本作用：從政治解放中將藝術現代主義解脫出來，釋放出藝術是爲了讓藝術與另一種歷史敘事相關聯。利奧塔著名的對“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駁斥，絶不意味着是他對細微敘事的諸多空間讓步，去親近多元文化的靈魂。它僅僅是“宏大敘事”和“絶對的犧牲品”的純粹而簡單的改變，按照這種改變，西方現代史不再被等同於無産階級解放的歷史，而是等同於猶太人被有計劃的滅絶的歷史。…

這樣，爲了恢復美學上的雙重關係，就要制定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計劃，一種可以取代主宰阿多諾美學的審美政治的形式，而利奧塔的美學矗立在阿多諾美學的頭頂上。我們可以將這種反-運動的原則概括爲兩個基本要點。首先，要恢復美學的區分，或美學的奇異性，這可以讓美學單獨承擔一個新的感性世界的諾言。如果最艱巨的藝術自律性的對手往往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這並不是因爲在對藝術的熱愛和社會解放的要求之間存在任何和解的精神或內在的衝突。廣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準備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相反，這就是兩種彼此對立的審美元政治的形式。在這個對立中，解放的承諾與審美形式在感性上的異質性關聯起來。…

和諧和不諧之間的同一性，正是席勒賦予“審美狀態”以一種凌駕於康德的共通感（senscommun）所包含的社會中介的承諾之上的政治意蘊，康德指望用共通感將精英的陽春白雪與百姓們的下里巴人統一起來[13]。對席勒而言，美學上的共通感，也就是異議的共通感。它並不會傾向於將差異巨大的階級凝聚在一起。它挑戰了産生這種巨大距離的可感物的分配。爲什麼女神的雕像會同時吸引着我和排斥着我？因爲它展現出某種神聖的特徵，席勒説，這也是人性的圓滿：她並不勞作，她只是展出。她既不屈服，也不抵抗。她不處於命令的關係之中，同樣，她也不處在順從的關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