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這樣的理解，我們來看洪席耶對席勒的詮釋。對於席勒提及的一段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工人的描寫，洪席耶延伸談論了某種審美自主性

（即審美意義上的漠然〔indifference〕）。故事是這樣的：一位細木工人，   在為富裕的老闆鋪設家屋地板時，感覺自己彷彿處在自家中，進而喜歡並欣賞起這個房間的擺設──這位工人能充分享受這個空間與對外的視野，其欣賞與享受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屋子的真正主人。洪席耶認為，這段描述裡的工人無涉藝術或政治，但是他具有將自己從被剝削的工作狀態中主動抽離的可能性；這倒不是說主體與政經現實「毫無關係」，而是說主體得以主動「游離」於被給定的政治和經濟分配（Rancière 2009）。

洪席耶說：「席勒有趣地形容此狀態為『無活動性』（inactivity）的時刻，或說活躍與被動趨同的時刻。此無活動性的狀態，被古代女神雕像的頭部面容所表徵，而無涉任何關注與意欲。⋯⋯如同細木工人『暫時停下他的手臂』，『不做任何事』的懸置時刻， 可以想成是審美經驗的核心」（洪席耶2012:  347-48）。17 …

由上可知，“illusio” 即“illusion”，亦即拉丁文的“in-ludus”，可引申為主體「信入」（doxa）的幻化遊戲。上述引文的重點，在於推敲「幻化」一語的語意，進而說明個體心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嵌結，乃是「幻化」（近於

「認假為真」），因此遊戲才得以進行──這是就社會結構運作的層次去談。若再搭配前引之布爾迪厄說法「作家所必須完成的特殊工作就是既要對抗這些決定機制，也要借助這些決定機制將自己生產成創作者，也就是他自己這個創作的主體」來看，綜合而言，布爾迪厄其實並未忽視個體的自主性，他的立場不是社會決定論，也非環境決定論。藉著「幻化－遊戲感」的描述，布爾迪厄為社會學理論在個體自主性的問題上提供了解套的可能。換句話說，人文活動固然受到社會環境與所有習性、資本、場域所建構，但那不代表個體自主性會在其中全然泯滅。然而，…

社會學理論降低了個體的自主性嗎？環視布爾迪厄的相關著作，可知他大概不會同意這樣的批評。對他來說，如果美學自主性意味著，15 要脫離自身社經脈絡以進行純然凝視（pure  gaze）才算數，那無異於活在虛幻的想像中。不過，他其實也指出了創作主體（例如作家或藝術家）有以抗拒決定機制的意識： 

因此，社會學分析所做的，遠遠不是透過重建那施加在作者身上的各種社會決定機制所在的世界，來消滅掉創作者的地位，也不是像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Countre …

如上，無論是「對純粹假象作無關乎利害的自由評價」，或者那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論述，其實都可看見席勒受到康德哲學的啟發。席勒更在這封信的註解裡用了「內在立法」的話語：「從純粹的無法則性到獨立自主地於內在立法還有很大的一步，而且還必須加入一種全新的力量（即觀念的能力）到遊戲之中」（席勒2018:  237）。在此段內容中，席勒循著審美自由遊玩的脈絡，提及人於「內在」中立法，這顯然是對康德第三批判之挪用。康德認為美學判斷不同於理性判斷或道德判斷，因為美學判斷力不對自然或自由立法，而只是對自己立法；它不能產生對象概念，卻是奠基於先天原則，所形成的主觀且普遍的條件。康德說：「所以判斷力對於自然的可能性也有一個先驗原則，但只是依一主觀的關注或顧慮而被裝備以先驗的原則。藉賴著其如此被裝備，判斷力並非把一法則（當作autonomy）規劃給自然，而是把一法則（當作heautonomy）而規劃給其自己，以指導其對於自然之反省」（康德 2004:  18；康德1992:  135；Kant  2007:  21）。12  這“he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