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後，依據comitia curiata（按氏族進行表決的民眾會議）和tributa（按部族）來區分貴族和平民的做法被法比尤斯·馬克西莫斯的依公民財產來劃分的做法取代了，現在，公民被分成了元老院議員、騎士和平民三個等級，貴族們的等級秩序完全消失了，元老院議員和騎士不再是貴族的同義詞了，「平民」也不再被等同為「出身卑微」。



元老院依然保持著對羅馬帝國財政的最高統治，盡管帝國本身在向平民化過渡，由於所謂的「senatus-consutum ulti-mum」（元老院決議案的終決權），元老院在羅馬大眾共和制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憑武力維持了對財政的最高控制權。…

還有，赫爾謨多羅怎麽能把這些法律譯成純正的拉丁文？這些譯文是如此純正以至於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宣讀這些法律時不帶任何希臘語的痕跡，在從希臘翻譯過來的作品中，這一譯文的完美程度是後人從未企及的。他是怎樣設法讓希臘的思想和拉丁詞珠聯璧合，比如說auctoritas[1]以至於希臘人聲稱他們自己的語言中也沒有對應的詞來解釋這些法律，第奧·卡修斯就這麽說過。



赫拉克利特寫給赫爾謨多羅的信一定是經由相同的包裹傳送出去的，在畢達哥拉斯周遊世界的長途跋涉中，這個包裹幫了他的大忙。



實際上，這些法律起源於雅典的整個故事是地地道道的蒙人之說，這都是由於學者們的傲慢，他們首先從別的拉丁民族（比如伊奇人）那里得到了這些傳說，接著從意大利的希臘城市，再接下來是從斯巴達，最後從雅典得到了這些傳說，由於雅典的哲學家名聲顯赫，他們終於在哲學家們大名的光環之下，心滿意足了。…

朱尼烏斯·布魯圖斯復辟之後，對平民進行鎮壓由此而引起的抗爭是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的核心內容，其中蘊藏著羅馬之所以偉大的奧秘，這一時期是研究普遍的羅馬歷史的關鍵。波呂比阿對這一偉大時期的解釋實在是太模糊了。



他把羅馬的偉大說成是由於貴族們的美德和宗教信仰，他敘述了美德的具體表現而沒有敘述事實的原因。



維柯也批評了馬基雅維里，一次是因為馬基雅維里在沒有研究羅馬的民政和軍事制度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在沒有研究羅馬社會的性格之前就提出某種民政和軍事制度是羅馬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另一次是因為馬基雅維里說平民們高漲的精神只是羅馬偉大的部分原因。維柯認為普魯塔克是所有人中最糟的一個，因為嫉妒羅馬的智慧和美德，他把羅馬的偉大說成是運氣使然。…

英雄社會在上面所描述的鼎盛時期，通過嚴酷的鎮壓維持自身的存在，實際上它把反對勢力轉化成了自身賴以存在的支撐，這些反對勢力是奴隸、受庇護者或臣民。



換句話說就是平民。但是，平民們一點一點地從自己所反對的社會中成功地分離出來，投身於一場曠日持久的公開衝突之中，為的是逐漸推翻這個腐朽的社會，建立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社會。



這個社會是民主的社會，是人民大眾的共和國。維柯認為所有民族都要經歷這樣的過程。然而，因維柯在論述羅馬歷史之外的歷史時，要麽是漫不經心，要麽是含含糊糊（他幾乎只字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起源），所以他在《新科學》中對這一過程的描繪只是羅馬歷史的片段，我們今天應稱之為羅馬的社會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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