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情感理論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理應得到很好的回應, 因為中國傳統哲學中同樣蘊含著內容豐富的情感理論。李澤厚在2010年和2011年的談話中再次強調其哲學的核心是「情本體」 (之所以是「再次」, 是因為李澤厚早先就已經提出「情本體」這個概念) , 並將「情本體」視為一種有關人類和個體生存延續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77]。「情本體」向內推演是現代人深切感受的個體自身的存在意義問題, 向外推延是將「情」滲入政治哲學中, 是「宗教性道德」對「社會性道德」的「範導和適當構建」[]。



就正義之德這個主題而言, 我們可以沿著李澤厚先生探索的道路, 追尋中國傳統理論中的正義論。不考慮本國實情而全盤接受某種外來的理論是不明智的。巧合的是,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構想的情感正義論, 以及以情感為原點的社會秩序論, 契合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理論傳統。處於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可以從重視人情倫常的傳統中發掘合適的理論,…

斯密所說的這種「關心」並不是熟人、朋友間的關心, 而是最一般、最普通的同胞之感。斯密特意排除「那些特別細膩敏銳的情感」, 而將這種關心視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胞之情, 其目的在於說明,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行為時並不需要具備超出尋常的同情能力, 只需要一般的同情能力即可。這種同情是任何人都具備的, 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惡棍, 也具有這樣的同情, 它是人的秉性之一。在斯密的法律正義中, 這位裁判並不是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描述的詩人裁判、文學裁判———這種裁判「並不追求中立性,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們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明智旁觀者, 要求而不是禁止同情地理解存在價值預設的人類事實」[1]121；而是一個具有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他/她只需對他者懷有基本的同胞之情, 便能夠感受、體會同胞的情感。恰是這樣的普羅大眾, 成了斯密法律正義的旁觀者和裁判, 也正是這樣普通的裁判使法律正義能夠得以普遍施行。可以說, 這位旁觀者的產生是斯密對正義論的重要理論貢獻。…

單純的正義只是一種消極的美德, 它只是阻止我們去傷害我們的鄰人。一個僅僅是克製自己不去侵犯鄰居的人身、財產或名譽的人, 確實只有微不足道的積極功勞。然而, 他卻履行了被專門稱為正義的全部法則, 並做到了地位同他相等的人可以恰當地強迫他去做的每一件事, 或者因為他不去做他們便可以給予懲罰的每一件事。我們常常只要坐著不動, 一無所為, 便可以遵守正義的一切準則。」[6]82斯密對正義的這番描述是對消極德性的最好注解。

那麽, 一個人作為個體會受到哪些方面的傷害呢？斯密列舉了三個方面：一是身體上受到傷害、傷殘、殺害, 或人身自由上受到侵犯；二是名譽上的損害, 或是被錯誤地當作憤懣或責罰的適當對象, 比如被當作小偷、劫匪, 或被貶低實際價值等；三是財產上受到損害[11]399。這三方面的權利被侵害給個人帶來的傷害也是有程度差別的。斯密認為：「最神聖的正義法律, 那些被違反時要求報復和懲罰的呼聲最高的法律,…

對比一下斯密對政府起源的論述, 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兩位思想家在政府論上很多類似的主張, 尤其是關於財產權與政府的論述[10]23。斯密同樣承認：一切民事政府的產生, 其目的都應該是「維護國家成員中間的法律正義, 防止社會成員遭到同一個社會中的其他社會成員的侵害, 也就是說, 保護每個人的完全權利。一旦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利以及公正地從他人那裏要求的權利被剝奪, 尤其是當我們無緣無故傷害他時, 法律正義就被違背了」 (1) [11]7。可見, 斯密同樣將政府與執行正義關聯起來。而且, 斯密指出, 在政府的組建原則上, 權威和效用是兩個重要依據 (2) [11]401。在效用或利益這一點上, 休謨和斯密的觀點是相同的。

但與休謨不同的是, 斯密一如既往地將政府的起源置於歷史之中加以論述,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此論述過[10]23, 此不贅述。同樣需要注意的是, 斯密對服從的論述也是從同情出發的。在休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