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高木誠一的背景和支撐體系，可以看到宮本常一民俗研究的社會時代背景，這是十分重要的切口。高木的鄉村體驗和研究是十分全面的，涉及政治、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遷。宮本常一的工作其實也是如此。但宮本強大的視覺感官系統，以及敏感的心性，使他的書寫不再拘泥那一種風格，而是趨向和講述者立場融合的視角。若非有真正的共感和同情，是無法做到的。《我的祖父》一文通過對祖父宮本市五郎的人生追憶，實則揭示了宮本常一的成長背景和民俗啟蒙，為我們從根本上理解他的民俗書寫立場提供了注釋。作者並沒有寫祖父是如何教他說唱民間口頭文學，只是平靜地敘述了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時間里所聽到看到的瑣碎片段。其中非常詳盡地描述了和祖父一起試圖救助一隻烏龜的故事。我認為這個故事是宮本常一鄉土啟蒙的縮影，也體現了他鄉土觀的核心。…

四、技術助產術

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進一步提出「技術助產術」：人是技術的產兒，或者說技術創造了人，「人通過發明工具而在技術中發明自身」。（[3]，p.141）「人創造技術」是陳詞濫調，婦孺皆知。但是，「技術創造人」似乎有違常理。

讓我們從工具與大腦的協同進化談起。從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工具在不斷進化，而且呈現模型化趨勢，即在特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統一的形態。在奧杜威峽谷，利基在發現東非人之前已發掘出了大量石器工具和手斧——被稱為「奧杜威技術」。250-30萬年前，古人類（能人或南方古猿）搜集卵石或礫石，然後用石塊敲擊。敲擊後得到卵石切面或碎薄片被用作刀具。…

在日本，浮萍般的流浪者很少。大部分是以流浪為生活手段的人，也就是說，流浪是伴隨經濟活動而進行的。但中間也有不同的層次，有因個人際遇而流浪的人，也有因工作（生產）方式而流動的人。在《譜系》一文中，作了海上漂泊者、山間漂泊者、山中行者、落伍者群體等的區分，他們中包含了漁民、獵人、行商、手工藝人、流亡乞丐等，作者分析了他們旅行的動力，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還涉及「流浪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篇並不是流浪主題的文章《女人的社會》中，講述了鄉村年輕女性的移動。姑娘們流行在婚前結伴旅行，拿著很少的盤纏，有的純粹是游玩，有的去異地工作，有些人和途中結識的旅伴情投意合嫁到了他鄉，當然也有離家出走的少女，大部分的人都會回來。…

宮本常一作為一位民俗學者，在20世紀的日本文化史中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被人熟知的行者一般的田野記錄生涯，他對日本民俗學中民具學的開掘之功，以及堪稱專業水准的攝影作品，這一切都為宮本展示了強烈的個性色彩。在當代日本，不論是精英階層還是民眾社會，宮本仍然獲得廣泛的認同。他對日本，尤其是對戰前日本鄉村的基礎而切近的描述，幾乎接近一種帶有浪漫主義性質的日本人論，將他和其他學院派的民俗學家區分開來。

20世紀是民俗學在日本得到迅速繁榮的時期。從上半葉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嶄露頭角並確立其學說系統，到後半葉民俗學流派的多元發展，民俗學對日本人的自我認知和文化發展的類型，都起到了穩定和推進的作用。在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在城鄉變革和遷徙的浪潮中，民俗學所展開的廣泛的討論視域，對日本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是在經歷了政治經濟幾次急劇動蕩期的日本，傳統文化得以較好保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