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遜的觀點與其特定的理論取向有關。他在1980年代明確指出：“上一代，還存在著專業哲學的專門話語——薩特或現象家們的龐大體系，維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學或普通語言學哲學的著作——還可以與其他學科——例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或文學批評這些相當不同的話語區分開來，現在，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

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並標誌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後現代主義現象之列。”[65]詹姆遜所說的“法國理論”，指的是1960—1970年代法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文本以及因為這些文本而被復活的一些此前的著作，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國批評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蘇俄批評家巴赫金（M.M. Bakhtin）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俄國形式主義者的一些文本。

法國理論的模型是語言學，而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指示系統，是其他任何系統的模型，任何以人類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都不可能離開語言。此即法國理論的大將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說的：“不僅一切語言，而且一切指示系統都具有同一種語法。這種語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不僅因為它決定著世上的一切語言，而且因為它和世界本身的結構是相同的。”[66]

語言的結構就是世界的結構，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這種“唯語言論”或許會受到其他理論的質疑和批評，但在符號學—結構主義看來，它所研究除了可以用“文化”來簡括外，不可能再受到任何學科的約束。所以是這些法國理論文本，而不是其他文本，成為超越學科界限的、普遍的“理論話語”。在此後的20年中，這些文本帶動了一種“理論”的自我生產模式，“理論”被大寫，並以讀本、手冊、入門、教材之類的方式持續地、大量地進入大學課堂，其受眾遠遠超過任何人文學科。“理論”的著述之豐、聲望之隆、影響之大，以至於有人將這一時期稱之為發生了“理論轉向”（The Moment of Theory）的“理論時期”（Theorsday）。直到21世紀初，它才被“後理論”（post-Theory）時期所取代。

文化研究的外顯性特點之一，是理論性極強。盡管文化的對象和範圍大體與通俗、流行、文化產業這類似乎可以為所有人接受和消費的文化，但有關這些文化的研究，卻依賴於各種深奧的理論話語和近乎煩瑣的分析程序。而無論是這些對象或範圍，還是種種理論話語，都不可能在現行學科制度中的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眾多文化研究者都認同文化研究的“後學科”性。這里有幾個關鍵性問題。 

第一，“後學科”就是“反學科”。文化研究為什麼對其他學科不滿，或者說這些學科有什麼局限性？在一些文化研究者們看來，這種局限性不是知識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承認權力形式與知識的關係可能證明是70年代的重大發見之一。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主題：在布迪厄和福柯的著作中，在激進哲學家和激進科學家科學或科學主義的批判中，在激進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社會學中，以及在女權主義對主導學術形式的批判中。從70年代初期對科學的高揚（阿爾都塞為主要人物）到我們現在所處時代對這種確定性的消解，這期間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學術知識形式（或其某些方面）現在看來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結論的一部分。[67]

植根於獨立院系之中的相互分離的學科的歷史發展產生一種合法化的意識形態，並在實際上壓制了批評的思考，保護特定學科的完整性，分門別類調研的理性化有助於將不同學科的批評家相互分離及主流文化的再生。在鼓勵專家們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學術活動的學術自由的旗幟下，專業人士現在將自己訴諸於那種局限他們質疑天性的形式。[68]

[65][美]弗雷德雷克·詹姆遜：《文化轉向》（1998），胡亞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

[66]茨韋坦·托多羅夫：《〈十日談〉的語法》，轉引自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1977），瞿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頁。

[67][英]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陳永國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頁。

[68][美]享利·吉羅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識分子和對立的公眾領域》，黃巧樂譯，載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