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這種大循環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是進行文本闡釋，弄清楚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然後把文本意義與特定文化傳統和歷史語境聯系起來，梳理這些意義與各種外在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返回到文本之中，進一步對文本意義做出闡釋。通過文本—語境—文本的循環闡釋無疑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闡釋對象，揭示出更豐富的意義。

四、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

在論及「強制闡釋」的普遍性時，張江列舉了四條原因，除了「心理本能」之外，其他三條基本上都涉及知識生產的方式問題：闡釋究竟屬於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闡釋的目的究竟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闡釋學的根本問題。

歷來的學問都有兩種，一種以「追問真相」為目標，一種以「意義建構」為鵠的。西方的學問，除了宗教教義之外基本上是以追問真相為主流的。無論認識外在世界還是認識人自己，無論是追問宇宙本體是什麽還是追問美是什麽，都是「追問真相」，其思維方式一般無二。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不用說了，即使是人文科學也還是走在追問真相的道路上。哲學認識論固然是要追問知識如何得來的真相，價值論何嘗不是追問價值如何成為價值的真相呢？李凱爾特也罷，狄爾泰也罷，他們都反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文領域，那不過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自然科學不適合用來揭示人文領域的真相而已。「追問真相」同樣是他們賦予人文科學的使命。

那麽，什麽樣的學問才不屬於「追問真相」，而屬於「意義建構」呢？在西方，只有像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這樣少數思想家所做的工作是比較純粹的意義建構。存在主義者，例如海德格爾和薩特，雖然努力進行意義的建構，但是追問真相的印記在他們身上依然鮮明，揮之不去。馬克思主義試圖把追問真相和意義建構統一起來，把追問真相作為意義建構的手段，或者說把意義建構建立在追問真相的基礎之上。這是對康德試圖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嘗試的繼承與發展。在中國，傳統的學問，除了考據之外，基本上都是「意義建構」之學。無論是漢儒「經世致用」的「外王之學」，還是宋儒的「涵養用敬」的「內聖之學」，抑或是道家「清靜無為」之學，都不出如何做人、如何處事、如何治國平天下的範圍，是純粹的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這種學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很有效的，但是由於缺乏對真相的執著興趣，其格局必然會受到極大限制。這兩種學問各有其價值和意義，但常常也因為誤用而出問題。

在人文領域，誤用「追問真相」的思維方式乃是造成「強制闡釋」的重要原因。從表面上看「強制闡釋」是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產物，似乎與「追問真相」挨不上邊，實際上我們從中依然可以看到「追問真相」思維方式的印記。這種思維方式可以概括為「是什麽」的追問方式。一旦得出了對象「是什麽」的結論，「真相」就被把握了。正如張江所批評的，「強制闡釋」總是從某種理論或者動機等「先入之見」出發，認定闡釋對象「是什麽」，也就是依照自己的邏輯為闡釋對象命名：某作品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產物，某作品是性別歧視的結果，某作品是東方主義的表征，等等，不一而足。

又如，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強制闡釋」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看上去後現代主義質疑一切以往的結論，似乎是什麽都不信，是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實際上，從根本上看，後現代主義依然是沿著「追問真相」的道路行進的。只不過在後現代主義者眼里，以往的種種定論、常識不過是「理性中心主義」或者「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產物，是人們制造出來的假象而非真相。他們認為，只有那種隨時變化的、表面的、無深度的、零碎的、無本質的狀態才是事物的真相。如此看來，盡管經過克爾凱郭爾、尼采、伯格森、李凱爾特、狄爾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思想家，從不同角度對來自於自然科學的「追問真相」思維方式發動反擊，但這種思維方式依然頑固地盤踞在人文研究領域，造成許多謬誤。「強制闡釋」即是諸多謬誤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