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文學地理學也吸納了部分西方理論資源。在西方，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和丹納是早期關注文學與地理關係的代表性學者。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闡述了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及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強調了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65-364頁。）而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乃至空間批評、生態批評等也的確影響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思維和方法。如邁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學》裏就辟專章探討了文學創作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R.J.約翰斯頓編著了人文地理學扛鼎之作《人文地理學詞典》。卡爾·索爾、拉策爾等學者也探討過文化、人類學等與地理之間的關係。

應當說，這個學科繼承了我國自古以來歷代學者的學術積累，融合了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方法，關注到中國獨特的地理情況與豐富的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在這個領域，中國學者為解決中國文學研究的「失語症」問題做出了可貴的貢獻。盡管作為一門學科，文學地理學還比較「矮小」，但其批評方法已比較成熟。

文學地理學批評是「一種運用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以文本分析為主，同時兼顧文本創作與傳播的地理環境的文學批評實踐」。（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5頁。）「文學地理批評可以分成對作家的地理批評、對作品的地理批評、對文學思潮與流派的地理批評、對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以及總體文學的地理批評……」（鄒建軍，周亞芬：《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第38頁。）尤其隨著文學地理學學會的成立和歷屆年會的開展，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數量和質量均呈上升趨勢。因此也出現了諸多運用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開展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鄒建軍的《江山之助——鄒建軍教授講文學地理學》就提供了一些批評實踐範本。另外，亦有不少碩博研究生選擇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開展相關研究、寫作畢業論文。代表成果有莊文泉《文學地理學批評視野下的勞倫斯長篇小說研究》，顏紅菲《薇拉·凱瑟小說中的地理敘事研究》，杜雪琴《易卜生戲劇地理詩學問題研究》，陳富瑞《湯亭亭小說中的家園空間研究》等，此外還有一些期刊論文。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地理學批評建設叢書》收錄了一些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成果，也為文學地理學批評「如何做」等問題提供了範本和方法。

在幅員遼闊、文化多元、區域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地理與文學的關係顯得更加密切。從文學地理學角度研究地域文學，發掘作家、作品和作家群的地域特征不僅是行之有效的，對於中國文學的長遠發展而言，也是必要的、可貴的、有意義的。

二、大巴山之子張中信

張中信，字峰源，四川省巴中市通江縣人。至今已出版《風流板板橋》《匪妻》《失語的村莊》《哦，野茶灞那些事兒》《紅塵書》《成都書》等著作二十余部，在國內各類報刊發表作品逾三百萬字，作品被國內數十種選本收錄。《神韻巴中》《野茶灞時光》《成都書》《通江書》榮獲四川散文獎、四川文學獎、冰心散文獎和「大巴山文藝推優工程」優秀作品獎。他的創作涉及多種文學體裁：小說、散文、自由詩、舊體詩和散文詩等，是一位比較全能的作家。 

張中信是大巴山的兒子。大巴山脈位於中國西部，是陜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區山地的總稱。其北臨漢水，南近長江，東介漢水與大洪山相望，西介嘉陵江與摩天嶺相對。地處川東北的大巴山，谷坡陡峭，重巒疊嶂，「清榮峻茂」，山高水長，豪邁的山歌、狂野的放排號子在峽谷之間蕩氣回腸。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地域特征較為統一，它不僅養育了既粗獷又柔情的巴人，還孕育出一群被稱之為「大巴山作家群」的文人誌士。張中信即為其中的一員驍將。 

在幾十年的創作歷程中，不論走到哪裏，張中信始終以故鄉為基點，用泥土的姿勢守望，站在大巴山深處遠眺。他以「野茶灞」「板板橋」「諾水河」「文筆山」「中峰洞」「野人山」等大巴山的名跡風物為坐標，書寫著韻味悠長的鄉土風情與誠摯動人的世情百態。

（劉婧 周毅《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 寧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