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1）

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筆與削彼此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排比史事可顯意，連屬辭文亦能見義。《春秋》筆削書法，一變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再變為詳略、異同、重輕、忽謹、先後、因變之史法，三變為曲直、顯晦、有無、虛實、忌諱、回護之義法。或筆或削，大抵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識、史觀、歷史哲學，可謂順理成章。方苞會通經史古文，提倡義法，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為中國傳統敘事學著重筆削見義、比事屬辭之「法」提供了學理依據。《春秋》《左傳》等史籍「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說與戲劇敘事淵源於史傳，筆削書法，自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誌演義》等史傳、小說、戲劇敘事之津梁與法門。

國斯坦福大學王靖宇教授發表有關《左傳》敘事文的論文①，以比較文學的視角，借鑒西方的敘事學，來解讀《左傳》。然而《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與淵源於小說的西方敘事學顯然有別。二者可進行比較研究，恐不宜以敘事學為詮釋解讀之利器。王教授相關論述，影響兩岸三地敘事學之認知既深且遠②。

二十年來，運用西方小說敘事學觀點，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十分普遍。風氣既開，借鏡西方(小說)敘事學以探討《左傳》《史記》《三國誌》諸史傳者，亦風起云湧，方興未艾。雖然「中國古典小說，淵源於史傳」，已成為小說學界之常言③，但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與《左傳》《史記》《三國誌》等史傳之敘事，有何淵源或關聯?後世小說戲曲之敘事，如何經由轉換而接受，而傳播?至今仍是一片學術處女地，有待學界開發、拓墾。

一、《春秋》筆削與敘事傳統

《左傳》是經學、史學，《東周列國誌》為小說、文學。《三國誌》是歷史，《三國誌演義》屬文學。歷史之編纂，文學之創作，寫作之心路歷程雖相似而實不同。就事件本身之表述來說，前者是歷史敘事，後者為文學敘事。何謂敘事?有西方學者將之單純化，說成「講故事」④。雖不周延盡致，卻也易懂易知。

(一)《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

孔子參考魯史春秋，作成一萬六千餘言之《春秋》，以進退公卿，繩愆當代。去取刪存之際，必有筆削存乎其間。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⑤。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而言，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與手段。取而書之，謂之筆；舍而不書，謂之削⑥。元趙汸著《春秋屬辭》，說孔子筆削《春秋》，以行其褒貶予奪之權。其言曰：

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誌。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⑦

孔子成《春秋》，子夏之徒所以「不能贊一辭」者，緣「撥亂之志」，孔子「竊取之義」，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故《春秋》往往「推見至隱」⑧。唯藉由或筆或削之對照，或書或不書之映襯，彼此可以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與削而不書之間，類似「互文見義」之性質。筆與削、書與不書之互文關係，即趙汸所謂「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四言之教。宋朱熹曾謂《春秋》「多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⑨，大抵指削而不書之類。於是《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⑩乃成解讀《春秋》之金鎖匙。連屬辭文可以顯義，排比史事亦足以見義。詮釋解讀《春秋》，屬辭比事，遂成為津梁與法門。

清方苞專擅《春秋》《周官》，古文宗師《左傳》《史記》，主「義法」說為天下倡，明以《春秋》書法為古文義法。義，指「何以書」，所謂「言有物」。法，示「如何書」，所謂「言有序」。就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言，「法」，即其事之編比，其文之連屬。方苞倡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11)。紡織先縱線、後橫線，作文意在筆先，繪畫胸有成竹，道理與之相通。舉凡史觀、史義、立場、視角、指趣、代言、形象塑造、歷史哲學、孤懷別識云云，皆是著經、修史、作文之形上將帥。事案之排比、類比、對比、比興，辭文之約束、連綴、修飾，皆脈注聚焦於「義」。此即方苞論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由此觀之，《禮記》稱「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方苞倡「義經法緯」之古文義法，誠可提供古典小說、史傳文學、敘事傳統之借鏡與參考(12)。

①詳參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論文集》，《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第23-50頁。

②如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可作代表。

③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9-202頁。

④浦安迪講演：《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⑤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四七《孔子世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第84頁，總第763頁。

⑥參張高評：《筆削顯義與胡安國〈春秋〉詮釋學——〈春秋〉宋學詮釋方法之一》，王水照、朱剛主編：《新宋學》第五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75-308頁。

⑦趙汸：《春秋屬辭》卷八《假筆削以行權第二》，《通誌堂經解》本，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第1-2頁，總第14801頁。

⑧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第104頁，總第1264頁。

⑨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三《春秋綱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152、2149頁。

⑩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卷四八《經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第1255頁。參見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第二章《屬辭比事與〈春秋〉宋學詮釋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第44頁。

(11)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第七章《比事屬辭與方苞論古文義法》，第301-368頁。

(12)張高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4期，2017年，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