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圖中， 「結點標識了原始時期的事件和歷史，連接線則標識了相鄰種群之間的關係。」筆者以為：如果有誰能寫出這樣一部具有空間性結構的歷史作品的話，那一定非常接近歷史的真實———盡管像海登·懷特這樣的後現代史學理論家認為歷史的真實永不可及，但寫出這樣作品的歷史學家一定比司馬遷、吉本和蘭克還要偉大。

既然迷宮式結構的歷史敘事作品難以寫出來，史學家便只好對其結構稍作簡化，從而把歷史寫成特征明顯的「地圖」式的作品。應該說，這樣的歷史文本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寫出來的。但放眼中外史學史，這方面的作品卻難以尋覓。就筆者見聞所及，只發現中國北魏時期傑出的史學家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是這樣一部史學作品。為什麽說它是一部「地圖」式的歷史著作呢？按照菲利普·J·埃辛頓的說法：…

在很多原始民族和古代社會中，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圍繞著神聖空間這樣一個基點而組織起來並獲得秩序的。對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高廷昌(Cuauhtinchan)人來說，高廷昌地區的一個洞穴就是他們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聖地」，「作為高廷昌和其他中美洲民族的發源地，這個洞穴成了民族與歷史起源的象征。



與這一地點相聯系的是這些部族的早期生活，或者說是他們的前歷史時期。」而且， 「對於來自高廷昌地區的人們來說，洞穴同時也是其他許多其他地點聯結的核心，這些地點通過洞穴而聯系在一起。」對於特里布里恩群島上的部分居民來說，一個神奇的洞穴具有同樣的意義：…

這種在時間維度上將歷史簡化成線性「情節」的做法，當然是方便之舉，但也是無奈之舉。一條時間線索上的某個事件不僅在來源上可能由無數個「過去」的事件所導致，而且在走向上也可能導致無數個「未來」的事件。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記憶、更沒有人能夠敘述出所有的事件，所以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時間律和因果律將事件串成一根線性的「鏈條」。這種處理方式無疑加強了事件間的連續性、完整性和邏輯性，但它好則好矣，卻是對事件存在狀態的簡化和遮蔽。按照這種敘事邏輯發展下去，以求真為宗旨的歷史最終便只能成為海登·懷特所說的那種被情節化了的「故事」，於是，歷史和文學也就沒有了任何差別。這種結果當然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所願意看到的。那麽，有沒有可能賦予歷史另外一種結構———一種更貼近歷史事件原始存在狀態的結構呢？在筆者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在空間維度上進行編排和創造，賦予歷史事件一種空間性的結構。…

一個歷史學家如果能像毛姆森那樣對歷史發生的場所及其空間關係了如指掌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成為優秀甚至偉大的歷史學家。相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搞不清歷史與空間或場所的關係的話，那他一定會在其研究的領域迷惑叢生，並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蘇雪林在其名著《昆侖之謎》中就揭示了這種疑惑與困境。當然， 「昆侖」問題本身因其復雜性而成了中國兩千多年學術史上的一樁懸案，因此，學者們「對此每有難於措手之感」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一般歷史敘事中的空間或場所問題，則無論如何是必須搞清楚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

三、歷史的結構：聖地、迷宮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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