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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牆 繪 posted a blog post

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4)

然而,“潘曉”在“文革”發生過程中對周圍世界的所見所聞,卻動搖了她關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信念。“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這樣嗎?“潘曉”並沒有說清楚,既然“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對個人的思想道德以及如何行為處事做出要求,而“眼睛所看到的事實”則是其他人的言行舉止並不符合這些要求,“尖銳的矛盾”體現在哪里呢?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由於“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而她對共產黨員懷著很美好的向往;因此,當她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與母親的矛盾時,她的美好生活的圖景開始破裂。她說: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呵,親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將會怎樣呢?事實上,無論在“潘曉”的敘事中、還是在80年代初的主流論述中,“文革”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記憶的創傷,都起到了“大他者”的作用: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會選擇將困惑和失落感歸之於“文革”的發生,從而變相地為眼下面臨的矛…See More
Feb 11
水牆 繪 posted a blog post

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3)

在60年代的戲劇《年青的一代》中,主人公之一林育生沾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通過蕭繼業等人的幫助,最終克服了這一思想而走上革命建設事業的道路。如果說《年青的一代》是一出圍繞著社會主義接班人問題而展開的舞台劇,那麽“潘曉討論”毋寧說就是一出試圖重新界定“年輕一代”的戲劇。雖然在這段話中編輯部還是以一種積極的口吻評價“潘曉來信”的意義,但“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等等描述,顯然無法應用到“潘曉”這個“憤世厭生”的主人公身上。在下文中我還將會提到,編輯部的面向個人主義話語的姿態不僅體現在“編者的話”中,而且體現在完全由編輯部以“潘曉”名義杜撰的第二封來信中。歷史的吊詭在於,編輯部一方面的意圖——解決青年的思想困惑——並沒有實現,而另一方面的意圖——承認“潘曉”提出問題的合理性——卻在80年代以後越來越被人視為理所當然。或許《中國青年》並非意在為個人主義話語張本,但正是借助“問題討論”這一批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外衣的修辭,最終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的經典敘事。在迄今為止關於“潘曉來信”的研究中,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一文敏銳捕捉到了它的虛構性質——他把“…See More
Fe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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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2)

在具體討論“潘曉來信”之前,或許我們應該首先考慮一個頗為湊巧的細節:就在刊登“潘曉來信”的同一期《中國青年》上,緊接著“潘曉來信”的是一篇題為《一代新人的崛起》的文章。如果考慮到“社會主義新人”是社會主義時期從民間敘述到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中不斷提及的概念,用以表達一種對於人的道德、倫理、價值乃至“人性”的根本規定和要求;那麽,“一代新人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過去一代“新人”的“衰落”——“潘曉”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代替“社會主義新人”的新一代“新人”形象?作為“新人形象”的“潘曉”——這種表述是什麽意思?對此,一種簡單的回答是:從社會主義對於“集體/個人”這組區分的強化來看,“潘曉來信”顯得是用“個人”的優先性取代了社會主義時期強調的“集體”優先性。但是,認為“潘曉來信”中體現出來的“個人主義”歸根結底意味著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這種類似於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對於說明“潘曉”這個癥候性的人物形象如何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並樹立起另一代“新人”,毫無幫助。不過,我們倒可以從這種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中借用於我們有用的一點,即強調“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或…See More
Fe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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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1)

內容提要:在重返80年代的學術語境下,人們開始重新對待“潘曉來信”及其包含的問題和困惑,試圖以思想史的角度進入這個文本並從中發掘不同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對立話語的出路。本文強調“潘曉來信”的文學性和虛構性,從敘事與修辭的角度重新解讀“潘曉來信”。將這種思想史讀法作為背景,本文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考察“潘曉來信”如何證成個人主義話語,並且從內部顛覆了“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論述。  一 …See More
Ja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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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4)

首先,我們挑選的樣本顯示,對於過去的解釋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創作和發表源:從約翰·H.布拉德列的家庭網站,到維基百科上的眾多匿名編輯者;從商業的、教育的以及軍事的各種機構,到業余愛好者和熱心人士的群體:還有,非常重要的,眾多的個人用他們自己與這些事件的聯系或者自己所具有的信息,對其他人關於這些事件的工作進行的回應。在這樣一個信息的舞台上,所有的“演員”都在搜索引擎及其優先級算法的“股掌之中”。(在上述的調查中展現的是谷歌及其算法,而其他搜索引擎也有自己不同的算法。)在特殊網站的層面和萬維網的層面上,“歷史”的使用者和制造者是分散的、多數的、不同的,來自不同的地方和機構的人共同而又分散地進行歷史的制造和應用。這些人中有網站的制作者,也有網站的訪問者,後者也留下了圖片、評論或故事。[52]此外,就這個小的研究樣本而言,專業歷史學家們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作用,但他們並不在傳播歷史知識這一行動的前沿。盡管他們是歷史知識創作的主要負責人,但他們卻並非看門者:當業余人士參與到歷史知識的“發表”這一過程中後,該議程就會被個人的興趣和動機所影響,這種影響常常基於源自他人對事件描述的個人意義之上,例如通過父母…See More
Ja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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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3)

正如這個小調查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敘事的概念化已經逐漸與新興藝術方向和新的媒體技術連接在一起,並且這種轉變很可能會自覺地隨著新的實踐的出現而繼續。諷刺性的對比是,歷史學家們對歷史編纂性的敘事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非歷史,好像“敘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變的同一的(我們發現值得註意的例外又一次出現在海登·懷特最近的研究中)。[31]撇開相互之間的差異不談,敘事理論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一樣,繼續堅持著源自印刷文化的那種一般假設,即敘事研究既定的分析對象就是單一作者書寫的獨立文化作品(文章、電影,抑或一個遊戲)。然而筆者在這里要論證的是,新的媒體生態學需要一個不同的思路並且提供了替代的模式。“媒體生態學”這一術語(麥克盧漢的又一個在最近得到共鳴的生造詞)體現了現代生活與媒體的緊密結合,同時也強調應該把現代媒體當作一個動態的系統而非各自為用的技術:文字和圖像,書籍和DVD,離線的和在線的平台在前所未有的緊密、變化的結合中一同工作。[32]媒體生態學的觀念由此讓我們超越單一文本或完結作品的局限,考量敘事之間的相互作用,將敘事看作其依靠和作用的一個動態文化環境的一部分。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要從故…See More
Ja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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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2)

三、媒體工具 在1962年,另一部作品似乎同樣標志著眾多相關討論的起點: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古藤堡的群英:印刷人的誕生》。[13]在這部古怪的、折衷的,並且極富爭議性的研究中,麥克盧漢提到印刷文化對近代生活有著重大影響。因為眼睛所看到的是閱讀中最首要的感官認知,而且視覺的作用方式決定了這一認知過程中主客之間存在的“距離”,所以印刷實際上在理性與觀感之間制造了一道裂隙,導致那種在口頭交流的情況中能出現的自然的、雙向的特性被削弱了。但是麥克盧漢明確地提出,由於新興的電子化媒體的出現,情況幸運地發生了改變,而且著作與視讀的主導狀況開始讓步於一種互動性更強的形式。然而,就其全部的關於“電子化”的討論而言,麥克盧漢的論點已經嚴重過時了:他所引為參考的那種新電子化媒體,其實是電視而非電腦。這一點在如今無疑是令人吃驚的,盡管在1962年的時候“電腦”這個詞仍沒有普及開來。50年後,電視已經成為了“舊”媒體之一,這種自上而下的、廣播式的媒體顯然更接近於書籍而非網絡。[14]麥克盧漢的全部論點也被過分誇大了,但是其關於技術在我們與世界的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觀點確實是深刻的,並且為許多關於技術決定論及…See More
Ja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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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1)

摘要:在過去的50年中,出現了眾多關於敘事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的討論。而在其中,“敘事”則表現為一個給定的、並且僅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敘事”的概念隨文化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在獨立專著這一特定的與講故事相關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關於“歷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作為個體寫作的一本書”這樣的信念內在於20世紀中絕大多數關於“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語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獨立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在新的傳媒生態中,獨立專著的“自然性”不應繼續被當作是既定的。數字化和因特網為制造和傳播歷史知識提供了新技術,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歷史學家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在其實用意義之外,數字媒體在“其社會產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種媒介所產生”這一方面,為考察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並且改變了我們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實踐的理解。  “未來是開放的”,這只是說沒有人曾寫出過一部“現在”的歷史。——亞瑟·C·丹托(1962年)…See More
Ja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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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業軍:在象征的森林里浪遊

——評施軍《敘事的詩意——中國現代小說與象征》象征古已有之。比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極言女子的豐美,又潛隱著擔憂,甚至恐懼:落的時候呢?“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盡是一片“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哀傷在蔓延。不過,先民生活在主客體還未分裂的圓融世界,大地上處處寫滿自己的歡欣與疼痛,象征實在是信手拈來的本能。或者說,這哪里是一種自覺的表達,完全是後設視野的追認嘛。到了現代,主體與對象世界分離,世界因異己而神秘,因神秘而錯綜,吐納著妖異的雲霧,召喚著有慧根的詩人。置身於異己的世界,詩人又有那麼多的孤苦和畸零要申說,卻無力申說,偏偏在錯綜的對象中覓得呼應。於是,詩人與世界竟有相互召喚、相互開啟的隱秘關聯,就如波德萊爾所說:“穿越象征的森林,人過大宇宙/林海用親切的目光觀察人生”。(《感應》)現代詩人,本質上應該是象征主義者。當中國遭逢現代,象征自然也是詩人的自覺努力,破譯詩人的象征密碼,就成為詩評家的頭等大事。施軍顯然深諳此道,更知此道在人們一次又一次的按章操作之後,已是何等的熟、濫。他便想獨辟蹊徑,去看看中國現代小說與象征有何等關聯。此種努力的危險顯而易見——象征本是一種詩意地穿越板結、…See More
Ja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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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洪波:仇怨與暴戾為什麽瘋長

“激情殺人”一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對各種惡性案例的報道中,“激情殺人”,就是非預謀,場境所激;如果互動場境變化,殺人就不發生,這也是血腥之下稍可予人安慰的。然而,一個社會里,人們免不了時時在互動場境之下。如果“激情”經常出現又會如何?所以“激情殺人”其實也並不就會令人稍稍放心一點。預謀殺人,固然可以使人恐懼於仇恨的深重,但經常有之的“激情”和“殺人”,也足可令人膽寒。預謀殺人建立在“過節”之上,激情殺人卻是無須歷史鋪墊的,“激情”可以為任何細小的緣故,乃至不成其為緣故的緣故而生,如果這就會殺起人來,那就不免“青山處處埋冤骨”。令人奇怪的是,“激情殺人”的事件里面,雖然也有看到什麽用什麽去行兇的情況,但更多的時候,還是兇器早有準備,例如早就買好了刀,或者車里就放著槍,早就為激情配備了抒發的工具。由此,可見“激情”也並非純激情,而是有所預備。想到這個社會不僅“激情”隨時發生,而且不少人常備“殺人”工具,人身其實也就岌岌乎殆哉。預謀殺人的多少,可以衡量社會的陰毒;激情殺人的多少,可以衡量社會的暴戾。這是說的一般社會情況,而不單指哪個特定的專業、行業、職業場境。人們很容易將特定場境的“激情”…See More
Ja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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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8)

歷史記憶的敘事障礙本雅明早就向我們指出,所有器物都擁有一種“膜拜價值”[13],…See More
Ja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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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7)

人們已經發現,向外逐層推出的帽式結構,形成囂張前沖的斜立面,制造了針對個體(參觀者)的逼仄感、壓迫感和危機感,對參觀者的存在形成空間威脅;跟其他國家館相比,中國館體量過大,超出了以人體為基礎尺度的人本主義原則;底部大門的形制,很像明清皇室(北京十三陵)的墓穴入口,令人產生跟舊帝國的密切聯想;此外,根植於北京紫禁城的紅色譜系(“故宮紅”),也是帝國權力的象征,紅色在民間具有吉祥和親民意味,但當這種色調跟囂張的建築融為一體時,跟民眾、人性和平等權利的距離,就變得十分遙遠。中國館唯一柔和的時刻,…See More
Ja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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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6)

中英戰爭爆發15年後,江南機器制造局在上海誕生,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重要起點。它是當時東亞最大的兵工廠,分為十幾個分廠,用以制造槍炮、彈藥、輪船和機器,同時附有翻譯館和廣方言館等文教機構;1949年後它被改造為江南造船廠;在21世紀初葉,它又被規劃為上海世博會的浦西場地。在那個黃浦江的沿岸地帶,分布著十幾家殖民地時代的工廠,它們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曾國藩和李鴻章選擇上海作為洋務運動的堡壘,首先因為該城市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於它擁有器物地理學(抵近絲帛、棉布和茶葉產地)的強大優勢,此外,還有一個難以言說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啟密切關聯。明清的改朝換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轉向研習西學與基督教,其中少數人成為現代性思想的先驅,徐光啟就是其中的範例。他以研究和翻譯的方式,在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農學和幾何學等科學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徐氏的文化遺產,成了翻譯館乃至整個制造局的精神源泉[10]。但徐光啟的光澤僅僅開啟了科學的門縫,卻未能照亮通往現代生活的道路。在舊器物體系頹敗之後,新的體系正在迅速崛起。人們總是習慣於把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視為中國現代化誕生的搖籃,而事實…See More
J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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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5)

中國器物的大規模輸出,導致了一個災難性後果。正當大清王朝為高額收入而洋洋得意之際,鴉片在中國湧現了,它迅速毒化和腐蝕著古老帝國的臟腑,並導致白銀庫存的急劇下降。林則徐在廣州焚煙,關閉東印度公司代表處等各家商號,切斷中英貿易的主要路徑,企圖借此改變中英貿易的畸形格局。然而,當時的瓷器、茶葉和生絲,都是英國上流社會生活的必需品。對中國欽差大臣的行為若不加以制止,勢必引發帝國的通貨膨脹,進而引發銀本位的財經體系的危機。英國當局孤注一擲,向它最大的國際貿易夥伴宣戰,點燃了歷次中英戰爭的炮火。這不僅是兩個帝國之間的白銀戰爭,…See More
J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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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4)

隨著黃道婆的謝世和明帝國的崛起,器物復興的年代降臨了。基於工商業和中層市民生活的繁榮,各種從未有過的物體湧現於市井和園林。建築、家具、漆器和絲綢愈發精致,餐館廚藝技術突飛猛進,一種享樂主義的風潮,席卷了整個江南,令一向被視為文明標本的唐朝都望塵莫及。鄭和艦隊和傳教士攜帶的奇異器物,也匯入了本土器物增殖的洪流。各種異國香料、珠寶和小型器皿從宮廷里流散出來,成為民間收藏的焦點。自鳴鐘分割了時間,地圖則分割了空間;玻璃家族的事物(近視眼鏡、望遠鏡和玻璃妝鏡等)改善了華夏民族的視力;那些南洋傳來的香料,融入了色澤淡雅的絲綢,令女人們變得更加性感。整個江南都彌漫著欲望的香氣。李約瑟關於“四大發明”的說法,始終是本土民族敘事的關鍵詞,並成為教科書自我誇耀的資源[7]。出現在上海世博開幕式上的禮花,正是源自中國人發明的火藥。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現於宋朝皇帝趙佶主持的慶典上,一舉照亮了帝國的憔悴容顏。但“四大發明說”並未囊括華夏民族的傑出貢獻。它忽略了另外“三大發明”,那就是瓷、茶、絲——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體。它們是中國最重要的生活發明,在明代達到技術頂峰,並因鄭和七次遠航和殖民地的緣故…See More
J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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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3)

19世紀的帝國晚期,上海成為中國生絲的主要出口地。英國政府在《南京條約》談判中提出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單,這不僅因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於它接近“輯里絲”(湖絲的另一稱謂)的產地 ——…See More
J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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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3)

Posted on January 22, 2018 at 1:21pm 0 Comments

正如這個小調查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敘事的概念化已經逐漸與新興藝術方向和新的媒體技術連接在一起,並且這種轉變很可能會自覺地隨著新的實踐的出現而繼續。諷刺性的對比是,歷史學家們對歷史編纂性的敘事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非歷史,好像“敘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變的同一的(我們發現值得註意的例外又一次出現在海登·懷特最近的研究中)。[31]撇開相互之間的差異不談,敘事理論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一樣,繼續堅持著源自印刷文化的那種一般假設,即敘事研究既定的分析對象就是單一作者書寫的獨立文化作品(文章、電影,抑或一個遊戲)。然而筆者在這里要論證的是,新的媒體生態學需要一個不同的思路並且提供了替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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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1)

Posted on January 22, 2018 at 1:18pm 0 Comments

摘要:在過去的50年中,出現了眾多關於敘事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的討論。而在其中,“敘事”則表現為一個給定的、並且僅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敘事”的概念隨文化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在獨立專著這一特定的與講故事相關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關於“歷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作為個體寫作的一本書”這樣的信念內在於20世紀中絕大多數關於“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語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獨立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在新的傳媒生態中,獨立專著的“自然性”不應繼續被當作是既定的。數字化和因特網為制造和傳播歷史知識提供了新技術,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歷史學家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在其實用意義之外,數字媒體在“其社會產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種媒介所產生”這一方面,為考察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並且改變了我們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實踐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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