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這一時期，歷史研究並未受到維柯的深刻影響，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民族振興的沖動導致了對原始時期和羅馬史研究的忽視，那時集中全力探究的是意大利共和國的起源和變遷，而這個主題是維柯完全忽略了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已經占據了法學界，尤其是南方法學界的主導地位。雖然它在這一領域並未產生重大的科學成果，但它給了法學家們一個判斷的高度和廣度，以及被長久記住卻有所遺憾的具體觀點。…

維柯的全部著作正被收集，單篇論文的各種版本也正被復制。在這場民族復興中可以發現有兩股潮流，即新教皇派和激進派，二者既相互繼承又相互融合。由於這種區分在哲學復興中表現為天主教的唯心論和理性主義唯心論之間的對立，以羅斯米尼和吉奧貝蒂學派為一方，布魯諾和黑格爾學派為另一方。



維柯既是一個天主教徒，又是一個自由的哲學家，所以很好理解，他能夠備受尊敬地得到來自兩個學派的截然相反的理解和闡釋。於是就產生了關於他的兩種從歷史角度看都很合理的不同描述，盡管一方把他描繪成他可能希望是的樣子，而另一方則按照他所是的樣子去描繪。



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維柯首先是作為形而上學家、柏拉圖主義者、認為上帝不可知的神秘主義者、寫作《普遍法律》序言的傳統主義者並因此和歐洲其他哲學家——這些人是宗教改革的產兒——相對立的嚴格的意大利哲學家；而理性主義者的維柯，《新科學》的大膽的、異端的作者，則是一個將與笛卡兒和斯賓諾莎、康德和黑格爾相提並論的歐洲哲學家。…

維柯的思想把他們引向更具體的觀念，這在文森佐·克柯令人贊嘆的《關於那不勒斯革命的歷史評論》（1800）中尤其明顯。同樣，幾十年後巴朗什在他的《關於社會重演的評論》（1827）中寫道，如果18世紀的法國人曾經知道維柯，那麼他一定會對後來發生的社會革命產生積極的影響。



維柯著作的另一特別方面，即他對作為史學輔助的史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所進行的變革，被考古學家卡塔爾多·揚內利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他的著作《論人類歷史科學中的自然必然性》（1818）中得以強調。福斯卡洛和那些從他那里汲取靈感的人們主要是把維柯對詩歌的歷史闡釋的一些觀念引入了文學批評和史學。…

他們宣稱，雖然他接受並且加強了《聖經》的權威，但又在許多方面威脅和動搖了它。他對俗史傳統的批判——以高傲的反叛精神反對過去——將會開啟最危險的濫用之路，因為它啟發了將這同一種精神和方法應用於聖史的做法，布蘭格的做法就是如此。



這一指控真切地指出了，後來注定要使維柯在19世紀大受稱頌的所有因素。因此教會人士開始猜忌他，這在後來的復辟時期有了結果，柯朗傑羅主教聲討維柯。稍早些時候，皇家審察官洛倫佐·吉烏斯提尼亞尼作出判決，宣布《新科學》是「一部標志著歐洲歷史上最不幸的危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