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不是描述某種文化、積累關於某種文化的知識，它不假定文化有著某種亙古不變的特性，它的特殊結構不可以用某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加以描述。相對西方學院中現行的學科體制而言，這種實踐必然是反學科的。“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文化研究應當是內在的，在充滿壓迫的社會中必須做的事情相關的。這種行為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對各種流行的實踐批判和對抗。”[71]

以“後學科”來說明文化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與現行學科的關係，而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的意義：…

社會生活既充滿矛盾又相互聯系，世間的一切都與個體或群體對意義、快感、身份認同等基本價值的體驗有關。任何學科不但只能掌握某一局部或某一環節，而且在學科建立的過程要有意識地忽略、排斥、壓制與其對象、範圍相關相聯的種種現象和過程，以求學科的明晰性。



隨著學科體制的建立，人類實踐與社會生活實際上被高度抽象和嚴格剪裁而被清洗、置換得面目全非，許多重要的問題喪失在僵化的學科分界線的縫隙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學科制度正是權力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社會權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一種機制。“後學科”就是反學科，就是反權力，它所提出的是不是知識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它通過向現行學科的挑戰，實際上在向現行的政治秩序提出質疑。…

詹姆遜的觀點與其特定的理論取向有關。他在1980年代明確指出：“上一代，還存在著專業哲學的專門話語——薩特或現象家們的龐大體系，維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學或普通語言學哲學的著作——還可以與其他學科——例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或文學批評這些相當不同的話語區分開來，現在，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



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並標誌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後現代主義現象之列。”[65]詹姆遜所說的“法國理論”，指的是1960—1970年代法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文本以及因為這些文本而被復活的一些此前的著作，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國批評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蘇俄批評家巴赫金（M.M.…

實際上，隨著爭論的展開，向著一種‘學科化’的文化研究的任何轉移，都會構成一種話語對規劃進行控制，而控制的概念在其中一開始就被理解為獨裁主義的，因而是以某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對立的。倡導文化研究工作的這種開放性、鬆散性或未完成的特點，因而成了一種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的標誌。”[61]



所謂“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當然包括從現行學科體制中解放出來。所以，盡管對“文化研究是什麼”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但始終沒有出現準確的、可以達成共識的答案。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1990年霍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