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的這些思辨不僅延續了近70年來有關社會批判、文化工業批判以及多種晚近現代及後現代思想家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反思，而且通過他展開的遞進式的系譜化構造，使得數字中斷所導致的人的認知短路等「網絡憂郁」乃至對系統愚化的擔憂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顯。



由此，他向人們揭示了這種數字中斷所帶來技術震驚:人類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符號生產與理論知識創造越來越少，人們在其個體化過程中的能動性越來越難以發揮，人的個性化與獨特性的缺失越來越普遍。這迫使人們看到，很多看似使人類的行動能力變得空前的強大科技，實際上是憑借著各種破壞性的手段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導致非有機體、非世界與非人無限膨脹和熵的無限增加的同時，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態危機。

因此，斯蒂格勒認為，面對數字中斷及其導致的技能與知識遭遇普遍性剝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是時候引入相應的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

對此，斯蒂格勒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關機器和一般智能等討論中，最早明確地指出了其中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問題，即由知識的外置化所導致的知識破壞與喪失。（[2]，pp.89-91）而這種「無產階級化」是技術變革、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產物，一般伴隨著人對這一過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屈從。具體而言，19世紀工廠對工人身體的機械蹤跡的采集導致了人的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20世紀興起的消費社會中的文化工業對受眾的模擬蹤跡的引導使人的生活知識「無產階級化」，當前建立在第三數字持存即數字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超級工業和自動化社會則正經歷著「理論知識喪失的時代的誕生」——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2]，pp.46-47）…

對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學來理解作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術。所謂一般器官學就是技術學，它將一般意義上的器官劃分有機體內部的心理層面、有機體外部的人造層面和由相關機構與組織構成的社會層面等三個既平行又會通的層面。從一般器官學來看，各種技術如同生物學意味的突變，由此所帶來的有機器官與人造器官的結合，以及相應的心理層面、人造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安排，難免會對有機器官及其所棲居的身體產生毒性和破壞性。鑑於技術這種類似藥的效用，一般器官學必須展開藥理學研究，或者說它同時也是藥學。（[2]，pp.23-24）而不論是一般器官學還是藥學所采用的都是系譜學的方法，這有助於揭示技術與人的關係在特定演進階段的模式、危機與出路。…

哲學家總想努力對他所處的時代說些什麼，斯蒂格勒亦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於整個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框定與加速現象成為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時代規定性。在斯蒂格勒看來，數字技術所推動的超級工業社會或自動化社會開啟了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正在使人類社會走向邪惡化和下流化，甚至沿著向下的「惡的螺旋」滑向系統性愚昧的時代。[1]

為了回應人類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推動下的這一「技術突變」（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講授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他特別建議聽眾展開跨學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