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真正的歷史驅力是什麼？若沒有這種歷史驅力所攜帶的歷史勢能，詩歌便無法真正實現其自身？追究起來，所謂詩歌的歷史驅力，是很難通過還原而再現的，它無法被準確客觀地計量，說起來倒是有種神秘的意味，仿佛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推動歷史。浪漫派所推崇的創造力概念、波德萊爾的現代性說法、艾略特的傳統意識等均顯示出歷史驅力的強大推動。毋庸置疑，歷史驅力是詩歌自我革新的強勁動力。



從新詩史看，新詩的發展與自我更新也同樣是這種驅力的結果。但無論我們怎樣具體地追蹤這種驅力的構造與邏輯，都不能離開這一基本含義，即歷史驅力乃是試圖超越當下歷史的企圖。自浪漫主義詩歌以來，這種企圖表現為對現代世界的超越，這是我們所處身的歷史階段決定的，在這樣的歷史情境里·，語言對於革命的誘惑、對真實的激情與改造現實的渴望、對於救贖的幻想，對於藝術形而上學的執念就從未斷絕過，這也是現代世界對詩歌提出的基本要求。恰如哈姆雷特之警醒：…

三

在今天，詩與歷史、詩與時代的關聯是如何可能的？歷史的勢能、主體的覺醒、言語契機以及艱難的情勢是如何塑造一種嶄新的詩學的？何種歷史的想像力或歷史的計算法則在給出我們企圖尋找的未知？詩歌何以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知識？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牽引著我的注意力，但卻是苦於自身局限，無法獲得有效的答案，現有的研究大半也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幫助，我只能在歷史與理論的邊緣地帶尋求一線生機。在寫作關於陳超的「個人化歷史想像力」文章時，我突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可能恰恰是要超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 「個人化歷史想像力」不正是我一直批評的「個人性」原則的一種表現嗎？在這一原則之下，朦朧詩以來的當代詩所打造的「個人化」詩學，通過「先鋒詩」「實驗詩」「純文學」「文學本體論」「審美自律」這樣的標簽取得歷史合法性的同時，也將當代詩置於困境之中。…

參照德勒茲對此的解釋是⑤，必須通過文學來抗爭，因為那種微弱的、無法直接顯現的，那些必須自我辯護、自證清白的等等，都只能而且必須通過文學來呈現，這就是不寫之不可能，寫乃是不可替代的行動。不寫之不可能，也是詩人這一主體形式的不可替代，是弱的普遍性之不可替代，套用格洛伊斯的表達則是： 「成為詩人不再是一種獨特的命運，而是成為一種每日實踐——一種弱的實踐，弱的姿態。然而為了維持這種弱的、每日生活層面的藝術，人們就必須不斷地重復藝術的減法，去抵制那些強的圖像，去擺脫那長久作為強圖像交換場所的現狀。」⑥…

如此說來，一種不可能的詩學，仍是在思考某種艱難與不可能性，著眼於時代的晦暗與複雜、急難與困境、脫節與失衡，探索新的歷史契機與奇跡，以激進的想像力來構築某種新的語言空間，詩的困境也正是歷史的困境，那麼，語言的拓展必定暗中挖掘歷史的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不可能的詩學相似於諾瓦利斯所說，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或者德勒茲的「少數的文學」（Minor Literature），一種文學內部的革命力量，是對未來的革命機器的接續。而這一切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命題：詩在我們時代的異常艱難，在於詩之真理的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