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惹蘭勿剎之夜》中，一個男人去尋找職業妓女，而她竟然是他以前的同學和戀人。當我們以為這是一個關於女人墮落的標准感傷故事時，結局卻揭示出一個打擊賣淫的陰謀，而身為臥底警察局長的男主角陷入了雙重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該何去何從。同樣，《過番謀生記》的情節也很傳統，它講述了一個勤勞的移民在發財後挑選了一個馬來女人為妻，但故事的結尾卻變得更加復雜，它描寫了留守妻子的妄想心理狀態。

我們遵循約翰·卡韋爾蒂（John Cawelti）的論點，即寫作公式「可以加速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交流……因為公式的作用是反映某種文化中讀者群體共享的價值觀和假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劉以鬯的移民敘事往往是圍繞「做一個忠誠的丈夫、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和一個正直的人」的美德而展開的道德故事。劉以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關移民經歷的寫作模式。

上文討論的那些出人意料的轉折或許會被解釋為一位獨具慧眼的作家的天賦，他只是想抓住讀者的注意力，而沒有過分偏離公式化的故事情節。然而，我們也可以將劉以鬯的創新訣竅視為不僅僅是吸引讀者的敘事鉤子，而是移民生活中社會形式和社會制裁層面上的商榷。

西奧·德哈恩（Theo D'haen）、萊納·格魯貝爾（Rainer Grübel）和赫爾穆特·萊森（Helmut Lethen）等學者認為：「每一個涉及文學作品的法庭案件都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文學慣例和社會規范之間確實存在著非常細微的界限，而這也成為了爭論的持續根源。」換句話說，盡管我們不能直接將文學形式（如體裁）等同於社會形式，但二者並非完全沒有聯系，盡管二者的交集或重疊之處往往難以確定。

當將這些公式化的移民故事重新編織為更為複雜的故事時，傳統與創新之間的滑動尺度傾向於創新的一端。劉以鬯對反儒家的女性角色的描繪體現了創新，尤其是在道德觀念方面。在這些故事中，劉以鬯塑造了豐富多彩的女性角色，包括妓女、出租車舞女、護送女郎和夜總會歌手等典型角色，符合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通俗言情小說的一般模式。

劉以鬯沒有將這些女性從道德中心趕出，展示她們如何被資本主義腐蝕，屈服於自己的虛榮心，而是通過賦予她們更多的空間流動性，給予她們更大的自由。他仿佛在提醒我們，盡管她們最終可能無法滿足儒家對她們表現得像一個得體的女人和一個孝順的妻子的期望，但她們至少可以離開或讓位，即使是暫時的。

例如，在《藍色星期六》中，女主角離開中國大陸後，在越南、馬來亞、新加坡和香港之間來回穿梭。在這裡和其他地方，劉以鬯對傳統，包括對儒家道德主義的挑戰，就像他的故事再現和更新了言情小說類型的審美傳統一樣。因此，他故事情節中令人驚訝的轉折不僅表明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而且揭示了他對自己所處文化領域模式的獨特解讀。

評論家指出，劉以鬯喜歡重復。例如，林方偉指出，《椰樹下之欲》和《星加坡故事》這兩個故事其實是對先前發表的故事的重寫。阿巴斯（Ackbar Abbas）在分析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時，認為重復是造成這兩種情況的原因（主角們的戀情如何開始，如何結束）。阿巴斯斷言：「每一次重復都具有一定的『原創性』。」在我讀到它時，原創性可以被理解為創新的驅力，有時表現為一種強迫。

" />

《藍色星期六》是為《小說報》撰寫的一個「無傷大雅的故事」，它講述了一種強迫性的欲望，最終導致身為作家的敘述者陷入悲劇性的重復模式。故事以一種陰森的基調開始，描述了敘述者在賽馬場與女主角夏莓仙的偶遇。到了夏莓仙家，他很快發現，院子裡有一塊墓碑，上面刻著她的名字。敘述者剛剛遇見的夏莓仙是一個死去的女人嗎？她是亡靈嗎？

劉以鬯拒絕用傳統的鬼故事框架來結束故事，而是透露敘述者四年後再次來到賽馬場，表面上的目的是充實他正在創作的短篇故事。這個故事的靈感恰好是他四年前發現的墓碑。不出所料，他再次遇到夏莓仙，並立即認出了她，因為她和四年前一樣穿著同樣的藍色連衣裙，上面別著一朵花。

夏莓仙給敘述者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啊——他對她的外貌記得一清二楚！這個故事呈現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重復，讓不同的事件相互重疊和鏡像。與此同時，乍一看似乎是一種創新的轉變，結果卻相當傳統。

例如，我們最終發現，夏莓仙從一開始就故意尋找敘述者，因為他與她死去的丈夫有著非常相似的外表。她打算利用這次遭遇，以便重溫自己的過去，以悔改她認為導致丈夫死亡的早期肆意行為。但最終，夏莓仙讓敘述者扮演她前夫的角色，間接導致了孩子的死亡和婚姻的破裂，將男人的生活變成了她自己的鏡像。

這個故事顛覆了儒家對女性端莊、有責任感的期望，因為夏莓仙的向善欲望（彌補她所造成的傷害）讓她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蛇蠍美人。這個故事本質上是僑民的隱喻，尤其因為這個故事描繪了大量的運動。夏莓仙焦躁不安地走來走去——我們得知，她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後，又啟程前往西貢——似乎試圖逃離社會習俗的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道德並沒有被拋在身後，反而困擾著這個自由自在的角色，讓她變成了像一匹賽馬一樣跑在預定道路上的人。

《藍色星期六》顯然沒有提及任何政治主題。1956年8月，美國新聞署的一份備忘錄解釋了為什麼該機構有興趣資助出版這樣的故事。香港辦事處希望華盛頓批准出版四篇故事，前者表示：「所有這四篇故事都是無害的故事，應在適當的時間間隔插入它們，以避免這本受歡迎的出版物被認為是美國新聞署（處）用作宣傳目的的工具。」

是什麼讓我們將《藍色星期六》與《星加坡故事》聯系起來？我在這兩個故事中發現，與運動相關的創新與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力量構成的一些潛在模式之間存在著類似的張力。這種張力在《星加坡故事》的結尾處得到了體現，旁白感嘆道：「幾時才可以自由地走入馬來亞的森林裡去散步？」然而，當故事在《藍色星期六》中重新發表時，最後一句卻變成了戀人的哀嘆：「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我認為，作者敏銳地意識到冷戰期間構成通俗文學生產的地緣政治領域。即使是「無傷大雅的故事」也無法超越冷戰勢力構成的「存在的關係性」。這個故事可以表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大陸移民的帝國間地位，他們小心翼翼地穿越道德和政治雷區。


結語

最後，我們可以回到如何討論這一冷戰文化樣本的政治問題。王梅香分析了美國新聞署檔案中記錄的中國作家為使他們的故事符合美國政府的政治目標而采用的不同策略。一些作家將他們的故事設定在當代事件的背景下，並根據這些事件的描述發展出明確的反共主題。與此同時，其他作家則將愛情故事和政治討論作為獨立但平行的線索來發展。
在一些作品中，浪漫的情節蘊含著隱藏的政治敘事，但另一些作品則根本不涉及政治。

同樣，吳國坤認為，美國新聞署對故事聽起來過於政治化的風險很敏感，而是更喜歡「平衡的輸出，其中『四分之三的故事使用反共主題』，剩下的四分之一無傷大雅。」寫作應保持在「通俗的低水平」。盡管題材多樣，故事的內容發揮了政治作用。我上述提到了對冷戰文化政治的更廣泛結構性解釋。我建議我們閱讀關於帝國間「力場」的通俗文學，其中，華人被認為在亞洲冷戰整體政治格局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劉以鬯的故事中，無論這些作品是否直接影射共產主義，這種類似的模式都將離散主體的流動性與例行公事的死氣沉沉對立起來，而人物一次次回到例行公事的死氣沉沉之中。新加坡、馬來亞和東南亞提供了一個異國情調的背景（某種新的疆域），它構成了這種張力的必要成分。我認為，劉以鬯的文學模式反映了冷戰時期主要政治力量所管理的、「存在的關系性」的模式化世界。

在我看來，這種鏡像表明了劉以鬯對他所處的政治環境的認知，也表明了他對整個現實世界的地緣政治清算，即使在劉以鬯的作品未能滿足美國新聞署的宣傳議程時也是如此。這一視角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空間，將那些迄今為止被忽視的文化產品納入新加坡和馬來亞華語文學史。它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方法來評估該地區的文學領域如何與冷戰交織在一起，而不是僅僅捍衛其「文學性」。

劉以鬯的的例子表明，置身於政治力場與提供愉悅的閱讀體驗當然並不一定相互矛盾。認識到文學生態與全球社會政治狀況之間的聯系，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和東南亞華語文學中的某些文學運動，如現代主義及其神話化的現實主義對立。

(沈雙《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帝國間空間的通俗文學》（2022）陳榮鋼譯; 原題：香港和新加坡/馬來亞帝國間空間的通俗文學；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作者：沈雙[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引用[APA]：Shen, S. (2022).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Inter-imperia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Malaya. Prism, 19(2), 3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