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爾頓反復強調出版自由，其理由簡單地說，是真理不怕與虛偽交鋒：“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現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讓她和虛偽交手吧，誰又看見過真理放膽交手時吃過敗仗呢？”[16]複雜些說，人不是神，人間的生活本來就是真善美與假醜惡並存的，惡是善的存在條件。“你縱使把一切貪欲的對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閑起來用最嚴格的紀律加以管理，但你卻不能使原來不純潔的人變得純潔。……縱令我們可以用這種辦法消除罪惡，但應當注意的是我們像這樣消除了多少罪惡，就會破壞同樣多的美德，消除其中之一，便會把另一個也一起消除了。”[17]

退一步說，出版管制在技術上也是不可行的。彌爾頓專門分析了柏拉圖的文化審查論，認為《法篇》之所以沒有被任何一個城邦接受，是因為他所說的法令只適用於他所幻想的共和國。而且，柏拉圖也知道，他的文藝查禁令必須與共和國的許多別的條令聯系起來，因為如果采取其中一種嚴格的辦法，就必須同時管制一切其他同樣易於腐蝕心靈的事物。

如果我們想要通過管制印刷事業來移風易俗，那我們就必須同樣管制快人心意的娛樂活動。除了莊嚴的和陶立安式音樂以外，我們就不能聽其他的音樂或者寫作、詠唱其他的歌曲。同時對於舞蹈也必須有經過許多備案的表演者；任何姿態、動作和風格。要不經過他們批準認為是純潔的，就不能教給我們的青年人。這一切柏拉圖都作了安排。如果要對每一家人家的琵琶、提琴、吉他等都加以鑒定，這種工作就不是二十個許可制檢查員所能勝任的了。人們的閑談也不能任其自流，說話的內容也必須事先經過許可。試問發抒柔情蜜意的民歌小調在閨房中低聲輕預知地彈奏出來，又有誰去禁止呢？還有，窗口和陽臺也是必須考慮到的。有許多狡獪的書籍，外面包著一個“包藏禍心”的書皮發售，這又由誰來禁止呢？是不是也由那二十個許可制檢查員來管呢？此外，鄉村也必須派查訪員去檢查一下短笛和三弦琴到底演奏了一些什麽，甚至連民歌和市鎮上的每一個提琴師所奏的全部樂曲也得管管，……其次，英國人家庭中的豪華奢侈的飲宴已經受到了國外的訾議，試問民族的墮落習氣又有什麽比這個更大呢？誰又能來管制我們日常的狂歡宴飲呢？同時，民眾常常到沽酒買醉的酒家去閑蕩。那又有誰來禁止呢？其實裁縫裁剪的服式也必須有經過許可制挑選出的頭腦比較清醒的師傅來監督，以便制出不致傷風敗俗的衣服。男女青年互相交談是我國固有的習慣，那時我們也必須加以管制。試問又有誰去指定應當討論什麽、提出什麽論題，而不致超越範圍呢？最後，淫樂場所又有誰去禁止，宵小結群又有誰去驅散呢？[18]

所有這一切都將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可能傷敗俗或誘人墮落的文化產品、生活習慣非常之多，沒有一個國家或政府可以將其禁令落實到每一個領域、每一種途徑。如果禁止的僅僅是書籍，那麽這一條從根本上就不可能達到其本身的目的。即使是執行古希臘曾經實行的取消和禁絕一切未經許可的誹謗性書籍，也必須把這些書籍（包括一切外國的書籍）開出清單來，俾使人明白地知道，這當然也是少數幾個檢查員所能應付的。再說，誰有資質和能力來進行書籍審查？書籍是文化的載體，也是人類精神生命的寄托：“書籍並不是絕對死的東西，它包藏著一種生命的潛力，和作者一樣活躍。不僅如此，它還像一個寶瓶，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菁華保存起來。”“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殺好人和誤禁好書就會同樣容易。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的像；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破壞了瞳仁中的上帝聖像。”[19]

[16]同上書，第46頁。

[17]同上書，第24頁。

[18][英]彌爾頓：《論出版自由》（1644），吳之椿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2—23頁。“陶立安式”是柏拉圖允許的一種音樂。

[19]同上書，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