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指出，這個述本有個大漏洞：戲劇開場時，俄狄浦斯國王已經登基多年，與前王后養育了幾個子女。這一天他下令徹查當年國王拉伊奧斯被殺一案，但是他心存猶疑，因為他多年前曾經一個人在路口殺死某老人與其隨從。王后安慰丈夫說有一個見證人，曾對全城人說過，他看到「一群強盜」殺了前國王與侍從，因此不可能是俄狄浦斯殺了前國王。於是一切取決於找到此證人。但當證人應召到來時，俄狄浦斯根本沒有問當年殺人者究竟是「一群」還是「一個」，而只是追問自己的身世。卡勒說：「當他聽說自己就是前國王的兒子時，馬上得出結論：是他殺了拉伊奧斯。他的結論不基於新證據，而是述本自身的意義邏輯……事件不是主題（意義）的原因，而是其效果。」[29]卡勒說他當然不是想證明三千年前的俄狄浦斯無罪，他是說述本必須有意義，情節邏輯自身的壓力（而不是底本的「真實事件」）迫使俄狄浦斯必須發現自己犯下弒父娶母大罪，不然這個戲就不成戲。

卡勒的進一步推論更具有摧毀性：如果在事件中，俄狄浦斯不認識生父，那麽「俄狄浦斯很難說有弗洛伊德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結」[30]。俄狄浦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如此直認其罪，只能證明故事的主題要求情節演示俄狄浦斯情結：對敘述的展開而言，不是底本，而是主題優先。述本中俄狄浦斯竟然忘了為自己解脫罪名，不是因為底本中事情是是他「一個」做的，而是述本必須按「一個」來展開。

接著，卡勒舉出一系列例子，進一步說明他的「意義壓力推進述本」原則：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主人公不是猶太人，卻積極參與猶太社區文化與宗教活動，到小說結尾果然發現自己的身世是猶太血統。

總結這些例子，卡勒的結論是敘述分析有內在矛盾，因為「如果說敘述中兩種先行關係可能都在起作用，一個自洽的，一貫的敘述解釋就成問題了：一邊是尋求敘述語法的符號學，一邊是顯示此種語法之不可能的解構式解讀」[31]。他所謂「尋求敘述語法的符號學」，就是敘述學的分層理論。

卡勒的批評細膩而敏感，而且的確非常有道理：傳統理解的底本/述本分層結構，的確暗示底本先於述本，述本只是把底本中存在著的故事說得有趣一些。但是述本卻必須有獨立意義，其結構、展開方式甚至描述的事件，都為這個意義服務。由此出現關鍵疑問：情節究竟是在底本中原先存在的，還是在述本中才出現的？

四、述本過亂則無底本？

整個80、90年代，對雙層模式的挑戰連續不斷，例如辛西婭·切絲（Cynthia Chase）的論文「論敘述模式：機械玩偶與爆炸機器」，作家、批評家羅斯—布魯克（Christine Rose-Brooke）與敘述學家里蒙—基南（Shlomith Remmon-Kenan）的爭論等。本文篇幅有限，無法一一介紹。但是有關底本/述本的爭論至今在延續，本文跳到近年發生的一場爭論，因為卷入了中國學者申丹，討論也比較切近本文將要嘗試的回答。

布萊恩·理查德森（Brian Richardson）主要研究後現代先鋒小說，他於2001年發表「小說中的『改轍』：貝克特與其他人小說中對故事的擦抹」一文[32]，開始了他對敘述雙層模式的一系列抨擊，他的主要論點可以總結為「亂無底本」：當述本「混亂」（out of joint）到一定程度，就無法找出底本。此文引起了申丹的反駁，申丹堅持雙層模式，認為後現代小說有可能找不出底本，是因為述本中某些成分「同時發生在底本中」[33]，也就是說某些情況下「雙層疊合」。雙方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底本是非文本的，只能通過讀者對述本情節「自然化」，即用認知模式從述本還原構築出來，那麽，當述本過於複雜無法還原時，底本在哪里？

[29] Jonathan Culler, In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p. 174.

[30] Jonathan Culler, In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p. 175.

[31] Jonathan Culler, In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p. 176.

[32] Brian Richardson, 「Denarration in Fiction: Erasing in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 Narrative, No. 9 (2001): 168-175.

[33] Dan Shen, 「Defense and Challeng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October 2002): p. 67

（原載“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