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詹姆遜所指出：「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從字面意義上正是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Jameson：58）二者的含義也是相通的，只是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主要發生在文學程式的層次上，其更新意識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文學程式的意識形態批判力量。巴特在評論時說布萊希特「擯棄所有導致逼真的風格」。（Barthes，1972：35）逼真是傳統的意義機制，「間離效果」就是對這一傳統程式的挑戰。布萊希特的戲劇阻止觀眾與人物的共鳴，觀眾為了理解戲劇，就必須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反思其藝術手法。



在反思中，逼真這一文學程式將在與「間離效果」的對比中遭到質疑，進而這種質疑也將擴展至戲劇所講的故事。所以，「布萊希特的形式主義是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錯誤的『自然』觀(11)…

巴特強調文學作為自身的存在，集中體現在他對現實主義寫作不透明性的揭露。一直以來，現實主義寫作被人們認定是對現實的透明再現，這種「形式的透明性」既是作者的追求，也是讀者的信念。作為創作的訴求，出現了以加繆為代表的所謂「中性寫作」（neutral writing），一種「對最終可能達到『天真』（innocence）狀態的寫作模式的追求」。（Barthes,1968：67）對這種以「天真」為目標的中性寫作，巴特（以加繆的《局外人》為例）說「沒有什麼比白色寫作⑩ 更不真實了」。…

上面我們提到，自我指涉性思想發源於俄國形式主義，而其進一步發展，是在布拉格學派時期。在這一階段，雅各布森和他的同事們引入了符號學的概念，試圖用符號和客體的關係來更准確地界定文學性，而不像俄國形式主義時期那樣籠統地界定為「有組織的變形」，這可以從上文所引雅各布森對符號與客體關係的闡述中見出。而且這不僅是雅各布森一個人的觀點，也是貫穿於整個學派的發展線索。



比如布拉格學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就認為：「正是這種對標凖語言凖則的違反，這種有系統的違反，使詩歌式地使用語言成為可能」，（Mukarovsky,1964：18）「在詩歌中，語言的實際功能……較之美學功能退居其次，這時符號本身成為注意力的中心」。…

重複就是語言自身獲得分量，吸引注意的一種方式。再比如我們熟悉的一句詩，「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海子：236）其詩性就表現在不尋常的「詞的組合」中。「溫暖」和「名字」的反常組合，使得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它作為表達的存在，並進而思考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語言的特殊用法，構成一種近乎強制性的力量，將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表達方式自身。對此，雅各布森還從符號學角度加以說明：「除了將符號等同於客體（A即A1）的第一感覺，我們還必須敏銳地意識到這種看法之不足（A非A1）」。（Jakobson,1976：175）



「符號等同於客體（A即A1）」，說的是語言符號的指稱用法，而「這種看法之不足（A非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