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 蒂莫·馬倫文著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關鍵詞] 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學領域內進行討論，因為，沒有一門所謂的純學科可以處理這樣一個豐富的主題。 自上世紀60年代始，幾門不同的學科，如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環境哲學等，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這些由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以及藝術哲學理論產生的學科試圖解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此種研究情形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交織的方面：理論框架、研究對象、文化語境和自然語境。

我們可以認為，其中的第一項，即理論框架承載了學術認同和科學的歷史遺產，而後三項則有賴於特別的研究對象和地方性的條件。 上述邊界學科的理論背景大多（盡管並非絕對地、獨一地）源於英美學術傳統，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源自一個科學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如何對另一個傳統中的、地方性的材料進行分析呢？

例如，在思考愛沙尼亞這個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小型文化體時，這就會成為一個問題——我正好來自那裡。 在研究愛沙尼亞的文化與自然關係時，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生態批評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環境書寫」、甚至「文化」與「自然」，它們本身的對立都不具有操作性。 較之於英國和美國，我們的文化環境、歷史遺產和自然經驗都有所不同。 或許在較大的文化體與較小的文化體之間，以及由這些文化產生的范式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的普遍程度有所差異。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學傳統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稱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經驗和知識，而對於小型文化，學術界總持有這樣的懷疑：它們所取得的知識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實踐，或者是否與普遍性相關。此外，對小型文化體而言，自我身份的問題也要重要得多。


①本文較早的一個版本發表於由弗維·薩拉皮克（Virve Sarapik）、卡迪裡·圖烏爾（Kadri Tuur）和馬裡·拉恩裡梅茲（Mari Laanemets）主編的《地方與場所》（Place and Location）的第二卷，題名為《地方性的生態符號學舉出》(Ecosemiotic Basis of Locality)，第 68-8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