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記憶」對理解屈原和《離騷》這一早期中國偉大詩作的文化意義頗有助益。屈原遠不只是以一個原型詩人的形象被紀念至今，更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像徵的一整套身份認同生成的範式，維系了無數中國知識人的理想和志向。



通過具體的文獻學分析可以見出，《離騷》應該是一套更寬廣的「屈原話語」的一部分，這套話語存在於散文、詩歌等多種文本之中。這一分散式的「屈原史詩」有如關於屈原鮮明個性的一組文集，這些性格特征構成一個類似神話般的屈原形象，它源自一種合成文本的構擬，寄寓著漢帝國文人懷舊的理想與處於轉型時期的抱負。這一漢代的社會構想包含了一系列的追憶：昔日楚國貴族階層的高尚典范，楚亡於秦而繼之以秦亡的雙重預言，楚國的宗教、歷史、神話和文學傳統，具象化的君臣關係模式，以及經由詩性英雄轉化為英雄化詩人而逐漸形成的理想作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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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法月令之學之為鄒子學說之根蒂，漢代學者尚明言之。《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和《鄒子終始》五十六篇。而陰陽家是出自曆法學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藝文志》謂「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皆指明了其與曆法之學的淵源關係。…

字是由五個十字形水槽構成的，如果把十字形水槽的輪廓用圖畫表現出來，不就是 形嗎？這也就是「行」字的初文，而五個十字形水槽就是五「行」，五「行」其物，是先民據以確定和領會四方和四時的基准。既然古人根據五「行」領會四方和四時，那麼，據以為四方和四時命名，不就是順理成章的嗎？也就是說，古人之所以用「五行」其名命名以四方和四時為基礎的五行體系，不過是因為，他們最初正是藉「五行」其物領會四方和四時以及五行體系的。也正是因此，在後世的五行學說中，五行才與四時、四方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陰陽五行學說並非源於對金木水火土的認識，而是源於曆法月令制度，曆法月令制度就是五行系統的知識原型，兩者之間的同構對應關係一目了然，而古往今來的學者竟因《鸿範》之說一葉障目，習而不察，至使五行說的底蘊一直暗昧不明。曆法月令系統不僅是五行說形式結構的原型，也是五行說動力機制的淵源，追本溯源，兩者原是一回事。…

《尚書·甘誓》也提及五行，亦是關於五行的較早記載，據說「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文中控訴有扈之罪，稱「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顧頡剛先生稱，三正之說為漢人移服色改正朔的論調[5]，足證《甘誓》不可靠。《甘誓》或不可靠，但「五行」與「三正」並稱，足證在古人觀念中，「五行」與「三正」一樣，也與曆法制度有關，鄭玄注所謂「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是也。[6]「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等於說不奉天子正朔，可謂大逆不道，自然是罪不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