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日常經驗以及逐漸增多的相關學術研究所呈現的，伴隨著新的應用不斷出現於持續變動的環境之中，數字化為我們的表達和交流打開了不可勝數的可能性。筆者稍後會返回來討論媒體實踐中的某些改變。這裏要說的是媒體實踐的一個衍生產物：對媒體所具有的社會重要性的高度認識，以及相應的，媒體技術的發明總是形成一股反思“舊”的媒體，以及新媒體發展所帶來的得失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電視對麥克盧漢的啟發)。最近的(媒體技術)發展就以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引發了一種新的意識，這種意識一方面指向媒體變化，另一方面則指向印刷文化在過去的歲月裏對知識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數字化媒體對未來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改變了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過去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已經過時而變得值得關注，從而被陌生化、歷史化了。正如羅曼·雅各布森在上世紀初所論，事物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為人所見——新出現的時候和過時的時候。…

貝爾關於概念化是觀念循環和變動中的一部分的觀點，並非沒有問題，尤其是他們趨向於將變動性視為其本身的重點，並且使概念變化的程度過大以至於我們在研究的是否還是原來的概念本身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犬儒主義者甚至可能把這種對概念使用中的差異性所作的辯解視為應各時之需而篡改概念意義的草率行為的借口。但無論認為語義的多樣化是好還是壞，概念的突現和變動在學術領域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概念從一個學科轉移到另一個學科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正如前文所論——但同時也能發生在一個學科的內部，即當研究發生變化時概念的意義就也會隨之發生轉變。如果“敘事”在史學理論中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解釋形式出現，用以區別於科學化形式的話，那麽其後來則轉變成為了一種表現形式，用以區別於模仿的技藝。…

對在不同種類的知識生產中“講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興趣，確實幫助我們在完全不同的學術研究傳統間建立了新的交叉聯系。從這方面來看，最近幾項由文化研究者們所匯編的關於敘事理論的研究囊括了歷史學家海登·懷特的作品；而相應地，阿倫·蒙斯洛為歷史學家而作的對敘事的介紹，也涉及了“敘事學”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敘事”、“敘事性”這些詞由此促進了學科之間的對話，其價值不可低估。但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敘事學家們對此卻鮮有所聞。[7]相應地，敘事學家們的討論通常情況下都不被歷史學家們所重視，即使是海登·懷特，其關於“元史學”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敘事研究的領域。盡管“敘事”這個概念似乎為跨學科的實踐提供了參考和新的條件，但實際上“敘事”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意義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