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籟說

章學誠曾對私家著述出現前以宮廷為中心的文獻流通形態加以描述：「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20)各類儀式性與實用性文書均由相應職官負責展演與書寫，周人關注於這些文獻的功能、體式與風格，對其生成機制卻習焉不察；直到福柯揭示出「話語」背後的權力建構，關於製度與文本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才受到關注。(21)至於非職務性的文本製作，西周文獻中主要表現為歌詩的創作，《金縢》言周公作《鴟鸮》，《大雅》則言「家父作誦」「君子作歌」「寺人孟子，作為此詩」，(22)這些詩作者雖為貴族或官僚，所歌亦攸關政事，但作詩於他們而言並非職務行為，故值得關注。不過，相關文獻對此皆略陳其事，鮮見發揮，可見「為詩」「作歌」本是周人抒發情志的日常行為，最初亦未形成文化自覺。至春秋時期大量采自邦國閭里的佚名風詩進入《詩》本，情況乃發生變化。王廷在政治地位、道德塑造、知識掌握等各方面均擁有閭里難以比擬的優越性，王廷何以對風詩如此關注，甚至將其與最具神聖性的典、誥、雅、頌並列，成為貴族最核心的公共知識？這些問題必然引發思考，由此形成關於詩、樂、舞生成機制的新觀念。(23)

《尚書·堯典》已經提出「詩言志」，《左傳》《國語》則有「詩以言志」「(詩)以耀明其志」諸說，(24)盡管這些說法或言貴族習詩之益，或言賦《詩》見志之事，關注點皆在詩之功能，尚未涉及詩歌的生成機制，(25)但已顯示出「志」在早期中國詩論中的核心地位。至郭店簡《性自命出》乃在天人關係的語境下對「情」「志」的形成與展現過程做出細致描述：

凡人雖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26)

「天」在降「命」於人的同時賦予其自然感知能力，這就是「性」。「性」依托於「心」這一臟器，後者由主導不同情緒的四種「性氣」構成，它們不具備獨立運動的能力，只有在外物催動下才形成「情」「志」；換言之，在「天」降「命」成「人」之際，此人擁有情感能力，卻不具備道德、知識與理性，是完全受製於「天」的「自然人」。隨著外物催動性氣產生「情」「志」，才形成獨立於天的「人道」，並接受社會公「義」約束，「自然人」由此成為「社會人」。因此，「人道」是天賦秉性與後天習得共同作用的產物，而因「物」生「志」的過程作為「人道」之始，是天人分際的關鍵。在此基礎上，簡文開始討論詩、樂、舞的發生機制。

「性」既藏於內心，外人難以感知，故簡文稱「凡學者求其心為難」；但「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由於「性」中已存好、惡等情感偏好，故當天性所好之「物」出現時，自然觸發喜氣，反之則不免引發慍氣。性氣運動而「見於外」，遂導致表情、聲音和肢體動作的漸次變化。《性自命出》細致分析了這一情緒活動的整個過程：

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喜之終也。

慍斯憂，憂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踴，慍之終也。(27)

喜、慍等性氣一旦被觸發，則進入「陶」「憂」的情志階段。先是表現為「奮」「戚」等表情變化，繼而觸發語言機制，形成「詠」「嘆」等詩、樂文本，最終以「舞」「踴」等肢體動作完成整個情緒的宣泄。簡文「A斯B」的頂針式表達意在強調前後狀態之間的必然性觸發關係——盡管五官、聲帶、肌肉、骨骼等均是人體器官，但在情志的強烈催動下，它們都暫時擺脫主體的理性控製，進入不由自主的狀態，這是此段論述的關鍵。類似說法又見於《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8)除了頂針格，序文還加上一系列因果推導，「不知」二字更強調這些動作已超出自我意識的範圍，凡此均顯示詩、樂、舞的發生過程作用於人而受命於天。

(20)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第296頁。

(21)參見過常寶：《製禮作樂與西周文獻的生成》，第135-137頁。

(22)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18、946、993、979頁。

(23)嚴格意義上來說，樂、舞並不能稱之為文本，但文化人類學研究早已指出，人類早期文化中的詩、樂、舞高度融合，這在早期中國文獻關於詩歌生成機制的論述中也得到充分體現，故本文將其作為一種整體的文本形態加以討論。

(24)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276、4336頁；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85頁。

(25)關於「詩言志」最初主要是一種閱讀理論，參見戴偉華：《論五言詩的起源——從「詩言志」、「詩緣情」的差異說起》，《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26)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頁。

(27)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第180頁；釋文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

(28)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563頁。

（作者簡介：程蘇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2022 年 01 期《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