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生過的事情是如此突然

我永遠地停留在那裏，

什麽都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我，

好像我在一張椅子下，

好像我失落在夜中——

如此這樣又不是這樣

但我已永遠地停留。

我問後面來的人們，…

人們愛和會說俏皮話的人在一起，而我卻避開他們。這門藝術所要求的能力要大大高於其他任何藝術。上帝只是為那些傻瓜才創造了那些說蹩腳俏皮話的人。也許，我也可以把一個這樣的人介紹到寓言裏，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很成功的。

在一個金融家的宴會上坐著一個會說俏皮話的人，他的身旁只放著一些小魚，所有大魚都離他很遠。於是他便拿起了這些裝著小魚的碟子，並對著這些碟子說起了悄悄話，然後又裝著聽小魚的回答。大家感到非常驚奇，全都看著他。於是，這位愛說俏皮話的人就用一種智者的口吻對大家說，他有一個朋友一年前出發去了印度，他擔心這位朋友是否會在海上遇難，因此就向這幾碟小魚詢問一下。但是所有的小魚都回答他說它們還太小，不知道那位朋友的命運，也許那些大魚們知道得會多一點兒。“因此，先生們，我是否能向一條大一點兒的魚詢問一下呢？”…

有一首歌唱道：“歲月在晨昏中悄悄流去，身上的傷痛需要擦洗，放慢一點奔波的腳步吧，要把微笑送給自己……”

把 微笑送給自己，就要為匆匆奔波的腳步減壓，我們曾為自己的一份平常生活而自卑，為自己沒有高貴的社會地位而自輕，在心靈的庫房裏堆滿沮喪和嘆息。其實，我 們已經為創造美好的人生盡了最大的努力，至於生活給我們多少回報，讓我們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那都是生活本身的事情，有時並不能完全由我們自己作決定、 我們可以贊美他人的成功，羨慕他人的富有，但絕不可以輕視自己的平凡。平凡也有平凡的價值，平凡不是什麼過錯。人生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每個人都可以找到 屬於自己的那份稱心答案。只要自己對自己滿意，那就是一種幸福和快樂。也許我們看不到他人的敬慕目光，但我們可以為自己鼓掌喝彩。

把微笑送給自…

賈祖璋（1901～1988），福建漳州人，著名生物科普作家。共出版科普作品集20余種，代表作有《鳥與科學》等。…

「這張彩紙，請給我寫點什麼吧！」「給我寫幅匾額吧！」不斷有人來求寫字。彩紙嘛，寫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於匾額，寫什麼詞兒卻大傷腦筋。最近，我常常給寫「知魚樂」三個字交差。於是，必定來問：「是什麼意思呀？」這是從（莊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後一節裡摘出的詞句。我不能正確地翻譯原文，但是我想，大體上是如下這樣的意思： 

　　有一次，莊子和惠子一起在河邊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識淵博、好發議論的人。兩個人來到橋上的時候，莊子說： 

　　「魚悠悠然地在水面游著，這是魚的快樂啊！」於是惠子立刻反駁： 

　　「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 

　　莊子說： …

棉花加工廠大門口那盞閃爍著銀白色光芒的水銀燈還像一點磷火那樣跳躍不定，棉花加工廠高大的露天倉庫黑黢黢的輪廓還只像一些巨大的饅頭坐落在山嶺之上，棉花加工廠軋花車間的機器轟鳴聲聽來還像一群蜜蜂在遙遠的地方嗡嗡嚶嚶地飛翔。總之，離棉花加工廠大門口還很遠很遠，杜秋妹就不得不把她的排子車停下。滿帶著棉花的各種車輛已經把大路擠得水泄不通。杜秋妹本來還想把車子盡量向前靠一靠，但剛一使勁，車把就戳在一個正在餵馬的男人身上，惹得那人好不高興地一陣嘟噥。杜秋妹暗中吐吐舌頭，連聲道歉著，無可奈何地將車子退到馬車後邊去。…

文學作品之所以令人回味無窮，在於每個讀者的想像力不同，各人對於同一部作品的感觸和體驗因此也呈現出千百種不同的面貌，甚至隨著年歲增長而有巨大的轉變。相較之下，電影的想像力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只能有一次，且多少以導演的決定為重心，觀眾在欣賞電影時接受了此一既定版本，對於主要情節和角色的視覺印象就從此定型了。

正因為如此，導演們在改編文學作品成電影時，如果不是胸有成竹，確定自己可以進行完美的視覺表述，以使觀眾在欣賞電影時能夠獲得和閱讀原著作品相等、甚至更為深刻的樂趣，只怕也不敢輕易下手吧。演員們也面臨同樣的挑戰：一旦定了型，儘管可以建立家喻戶曉的名號，想要改變風格卻是很難的。能夠飾演印第安納‧瓊斯 (Indiana Jones) 的演員彷彿只有哈里遜‧福特 (Harrison Ford) 一人而已，除了安東尼‧霍普金斯 (Anthony Hopkins) 以外，想來其他的演員也無法成功地展現出漢尼拔‧雷克特 (Hannibal Lecter)…

西苓逝去已經半年多了。早就許了心願，要寫點紀念文字，可是一提筆總覺得筆尖沉重，反而無話可說。在戰爭中，過多的生離死別刺激著我們，使情感日漸麻木，西苓的死訊就沒有使我流過一滴淚。可是許久以來，他的影子卻一直在記憶裡浮現，鮮明而且生動。我這才覺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來還潛流著這麼脆弱的感情。

　　這悲哀也不僅僅因為失卻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親，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國電影界情形的，怕誰都有一個更其痛切的聯想：西苓的去世，對荒蕪的影壇是一個何等巨大的損失！

　　人世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惋惜的：一個應當活著的年輕人，卻為疾病所俘虜，僅僅兩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帶走了一切，愛情、事業、彩虹似的理想………

隨著作者的筆端，我們走完了「如何思維」的歷程。當我們翻過最後一頁，合上書時，在我們的頭腦中不禁浮現出作者所論述的「時空模式」在大腦中通過達爾文過程競爭工作空間的情景來。

　　本書的書名《大腦如何思維》已經明白無誤地點明了書的主題。在這本中等篇幅的科普作品中，進化生物學家、理論神經科學家威廉·卡爾文（William H．Calvin）教授以生動的筆觸論述了多少年來科學家們為之魂縈夢牽的關於人類智力的重大問題：什麼是智力的本質？動物的智力如何向人類智力進化？思維是如何進行的？對超人智力能作何展望？在論述的過程中，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始終貫穿全書，無論在闡述動物智力進化的過程時，還是在對思維機制的探索中，這一觀點都有深刻的體現。實際上，作者所提出的思維的運作機制的實質是「時空模式」的複製競爭，按作者的說法就是一種「達爾文過程」，這是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

譯者序

當年在大學念電影時，大衛·波德威爾夫婦合著的《電影藝術序論》(FilmArt:AnIntroduction)已是最熱門的教科書，那時萬萬沒有料到，20年後他會寫一本香港電影的書，期間，我們更成了好友。

當波德威爾表示要寫此書時，我和馮若芷都感到興奮，並答應全力支持。本來研究香港電影是我們的分內事，但慚愧的是這方面有系統的中文著作幾乎絕無僅有，可見香港電影學術研究風氣之弱，學術界與影評界涇渭分明。禮失求諸野，此書出版之前我已與作者取得口頭協議，由我們為他出版中譯本，既可接觸更多中文讀者使更多人受惠，亦可鞭策我們多加把勁。…

我們現代人讀書真是幸福。古者，“著於竹帛謂之書”，竹就是竹簡，帛就是縑素。書是希罕而珍貴的東西。一個人若能垂於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讀《易》，韋編三絕，用韌皮貫聯竹簡，翻來翻去以至於韌皮都斷了，那時候讀書多麼吃力！後來有了紙，有了毛筆，書的制作比較方便，但在印刷之術未行以前，書的流傳完全是靠抄寫。我們看看唐人寫經，以及許多古書的鈔本，可以知道一本書得來非易。自從有了印刷術，刻版、活字、石印、影印，乃至於顯微膠片，讀書的方便無以復加。…

吳祖光（1917～2003），浙江武進人，劇作家。著有話劇《風雪夜歸人》、《林沖夜奔》，電影劇本《國魂》，散文集《後臺朋友》、《藝術的花朵》等。

如事說來有萬千，周公遺愛在人間；

傷時一曲《荒山淚》，立雪程門代代傳。

提筆寫這篇小文的時候，忍不住心底的隱隱酸痛。日月如流，時光老去，當年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目前，而當年的人，祖國的、甚至是世界的精英，卻已經離開我們，不再回來。

一九五四年秋，一天，我和鳳霞應邀到周總理家裏作客。被邀請的還有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青、曹禺同誌和夫人鄧譯生。總理和鄧大姐高興地接待我們，請我們吃螃蟹。…

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法國20世紀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性史》等。

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RenMagritte）著名的煙鬥系列，在繪有一只煙鬥的畫中寫著“這不是一只煙斗”的句子，展現了圖形和語言之間的復雜關系，在哲學和繪畫領域引發了諸多興趣和討論。福柯在本書中從圖形詩的角度入手，對馬格利特這組煙鬥畫進行解讀，在顯示出他強大的哲學思辨力的同時，也展現了他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以及幽默有趣的一面。這是本書第一次以簡體中文單行本在國內出版，同時收入馬格利特致福柯的兩封信，以及國內學者關於福柯和馬格利特的兩篇研究文章。

勒內·馬格利特的兩封信…

一

案情的發生幾乎使人難以想像，以至於在發案後的一段時間內現場的人都定格在莫名其妙的驚愕之中。

8月17日正是星期五，下午5點半，一輛防彈運鈔車準時地停在了“西北證券黃河路營業部”的正門口，兩個身穿防彈衣手持微型沖鋒槍的武警戰士跳下車來將車的後廂門打開，隨即就站在兩旁警惕地註視著周圍的一切。司機仍舊端坐在駕駛座位上，防彈運鈔車甚至都沒有熄火。接下來的一幕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營業部經理帶著巨款進車，然後直接駛向指定銀行，這是眾所周知的慣例。…

被同事稱爲幸福人的劉習舜教授，下午三點左右，在××大學心理學班上講完了“愛與驚訝”一課，記起與家中太太早先約好的話，便坐了自用車回家。到家時，太太正在小客廳裏布置一切，把一束藍色花枝安插到一個白建瓷瓶裏去。

見教授回來了，從窗下過身，趕忙跑出客廳招手。

“來，來，看我的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種下什麽樣的“因”，收獲什麽樣的“果”。

如果一個人小的時候就染上了惡習，那麽這個惡習將如影隨形地影響他的一生。

孩子們：我們終究有一天會死去，雖然說這是“死”，但它會令一些事變得更加美好。通過死亡，我們在精神裏能夠得到永生，達到更高的境界，所以，要樂觀地看待這個問題。

在這裏，我打算講七個人生哲理。

第一個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或許尋求國家品牌特色激起了國家的興趣，進而促使人們尋找品牌特色存在的領域—文化。為了在國際上推廣品牌，新加坡在直接推廣和在國外通過高檔次的文化交流平臺塑造品牌兩個方面做足了功課。多年來，新加坡一直沿用這種方式在國外戰略性區域系統地塑造自己的品牌。…

——關於進化論的講演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兒童故事，名叫「傑克和豆稈」，這個故事對於在座的我的同輩來說是熟悉的。但是我們很多莊重可敬的年輕人，曾接受了更加嚴格的知識教養，也許，僅僅是從比較神話學的初級讀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這個故事作一梗概的介紹。這是一個關於一棵豆子的傳說，它一個勁兒地長，聳入雲霄直達天堂，它的葉子伸展成一個巨大的華蓋。故事的主人公，順著豆稈爬了上去，發現寬闊茂密的葉子支撐著另一個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樣的成分組成的，然而卻是那樣新奇；主人公在那裡的奇遇，我不去多談，這些奇遇一定完全改變了他對事物本性所持的觀點；儘管這個故事不是哲學家們編的，也不是為他們寫的，根本就談不上有什麼觀點。 …

14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百廢待興的祖國，在呼喚每一個誌士仁人，要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上海的宗福先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人民已被扭曲的靈魂深處爆出了一聲驚雷。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喚起了人們對早已被遺忘的科學家陳景潤的崇敬。郭沫若在《科學的春天》中疾呼：“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這是科學工作者特有的風格，讓我們在無窮的宇宙中去探索無窮的真理吧。”這一切都與我生命的激情碰撞出了火花。

　　1977年，在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為了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青春趕回來，這一年我也參加了高考。後來，我雖然收到了一份由華中師範學院鄖陽分院寄來的入學通知書，但面對上大學與追蹤野人的選擇，我放棄了能帶薪上大學的機會。為了我喜愛的野人探索，我選擇了走自學成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