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祖光（1917～2003），浙江武進人，劇作家。著有話劇《風雪夜歸人》、《林沖夜奔》，電影劇本《國魂》，散文集《後臺朋友》、《藝術的花朵》等。

如事說來有萬千，周公遺愛在人間；

傷時一曲《荒山淚》，立雪程門代代傳。

提筆寫這篇小文的時候，忍不住心底的隱隱酸痛。日月如流，時光老去，當年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目前，而當年的人，祖國的、甚至是世界的精英，卻已經離開我們，不再回來。

一九五四年秋，一天，我和鳳霞應邀到周總理家裏作客。被邀請的還有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青、曹禺同誌和夫人鄧譯生。總理和鄧大姐高興地接待我們，請我們吃螃蟹。

看到總理和鄧大姐總是非常教人喜歡的。總理問我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我回答說從去年接受了拍攝《梅蘭芳的舞臺藝術》影片的任務，目前正在做一系列的籌備工作，預定要到一九五五年才能著手拍攝。總理詳細詢問了拍攝方案和五個劇目的情況，然後說了一句：“咳！可惜！”我問總理“可惜”什麼，總理說：“可惜程硯秋不能拍電影了。”我又問總理為什麼程先生不能拍電影，總理說程硯秋的體型這樣胖大，連舞臺都不能上了，怎麼拍電影？我對總理說，胖大和瘦小都是比較而言，程固然胖大，但是假如比程更胖大的人和程站在一起，程就會顯得瘦小；假如把布景放大，道具放大，對比之下程也會顯得瘦小些；尤其是電影，最能“弄虛作假”，可以解決在舞臺上克服不了的困難。總理聽我說了這些，高興得笑了起來，對我說：“在延安的時候，我們對京劇的愛好也有兩派：梅派和程派。”我問總理是哪一派，總理很認真地回答說“我是程派。”

我從一九四七年秋天在香港從事電影導演的職業，到一九五五年已經有八年了。經過八年工作的實踐，我早已自我感覺不能勝任電影導演這個繁重的工作。因此早在接受導演梅片之前，我便向電影局領導懇切說明了自己的苦衷，要求今後只作專業的編劇，不再擔任導演的工作了。由於我多次請求，得到了允許。一九五五年冬天，看到了梅片的最後完成片，經過文化部審查通過，我深為從此擺脫了電影導演的工作而慶幸。我懷著十分輕松的心情回家，睡了一宿好覺。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廠長兼代北影廠長錢筱璋同誌打來的。他說有要緊事，要我馬上到廠裏去一下。我趕到廠裏，筱璋讓我坐下，笑著對我說：“找你來是要你接受一個新的任務，再拍一部電影……”還沒有聽完這句話我就急了。我說：“領導上早就同意我不再做導演了，我決不會再接受導演任務了。”筱璋說：“這部戲的任務你必須接受。這任務是總理交下來的，讓你導演也是總理指定的。”我楞住了，問筱璋是什麼任務，筱璋說：“導演一部程硯秋的戲。”這一下真把我嚇住了。我說：“程先生的體型這麼胖這麼大！這部戲你讓我怎麼拍？”筱璋說：“昨天總理交任務的時候我也向總理提出程的體型問題；但是總理對我說，讓我們選擇比程更高大的配角演員，作大尺寸的布景道具，電影是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這讓我沒話說了。這原是一年多以前我對總理說過的話，如今我能有什麼理由不接這個任務呢？接著筱璋告訴我，總理對此還作了更加具體的指示：這部電影不要照梅片那樣拍幾個劇目，而是只拍一個節目，但是要進行一些加工；希望通過這一個節目，把程在唱、念、做各方面的長處都表現出來。敬愛的總理是這樣細致周到、認真負責地熱愛和扶持戲劇藝術，使我內心只有感動。我以極為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新的任務。

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去拜訪了程硯秋先生。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的是總理已經在這之前對程先生作了工作，關於程自己也早已苦惱著的體型問題，總理也作了一些說服，已經用不著我再說什麼了。因此我們立即談到劇目選擇的問題，考慮到總理要求通過一個劇目來概括程的多方面的成就，程首先提出的是他自己認為最理想的《鎖麟囊》。

《鎖麟囊》的主題宣傳善有善報。一個闊小姐由於一時發了善心，幫助了一個貧窮的姑娘，窮姑娘因而致富。後來由於遭了天災，闊小姐飄泊無依變成了窮人，卻遇到過去受過她的恩惠、由窮變富的姑娘的搭救而全家團圓。故事本身原也合情合理，離合悲歡各有其趣，但是這樣的情節，顯然是宣揚“階級調和論”，將會是不易被允許的，甚至連修改的可能也不存在。我們一起研究的結果，程先生也認為這不合乎當前的道德標準，只得忍痛割愛。最後決定了拍攝程的另一代表作，以祈禱和平反對戰爭為主題的劇目《荒山淚》。

由於《荒山淚》劇本比較簡單和粗糙，這樣也就正符合總理的指示，給了我們加工、充實、修改的余地。北京電影制片廠召開了藝術委員會，研究了劇本的內容與結構，擬定了修改方案。

程先生同意我們的方案，商定由我執筆改寫。使我至今印象極深的是，在我動筆之前他再三囑咐我，要我在寫唱詞時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希望我多寫長短參差的句子。他說：“你怎麼寫，我怎麼唱；你寫什麼，我唱什麼；你的唱詞越別致，我的唱腔也就越別致。”後來的實踐證明了程先生的保證，證明了程不但是一個歌唱家，而且是一個極為高明的作曲家。由於時間急迫，我改寫劇本只用了不到半個月時間，改動的地方相當多，改好一場送一場給他，他立即進行唱腔的譜寫。劇本改完的第二天，他的創腔工作也全部完畢，而且已經和樂隊一起合樂唱出來了。正如他所說，我寫的唱詞他未做一字的修改，的確做到“我寫什麼，他唱什麼”。據我了解，已故的另一位號稱“通天教主”的京劇大師王瑤卿先生，也有同樣的本領。前輩演員在音樂作曲方面的高度才能將是永遠值得後人學習的典範。

從劇本改寫到排練完成，總共只不過用了二十天時間。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在北影演員劇團禮堂彩排演出了一場，程先生表演藝術的光輝在這裏留給我們的印象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可惜的是那天的觀眾除去北影廠的工作人員及家屬之外，沒有什麼其他文藝界人士。我只記得由於極為偶然的情況，我邀請了三位同誌來看戲，即閻寶航、孫維世和金山同誌；三人之中寶航和維世均成古人，尤令人感慨系之。雖然在這以前程早已表示他決定“退休”，結束了他的“舞臺生涯”，但是看過這場演出的人都被他的獨具一格、富有高度藝術魅力、蕩氣回腸的程腔，以及他的特別富有表現能力、千姿百態的水袖功夫，臉上的悲楚感人的表情，變化多端的優美身段所征服了。不少人不約而同地希望他不要終止他的舞臺生活，認為他的舞臺上的生命力還正處在充沛飽滿的階段，他的表演藝術也正是處於爐火純青之時。但是事實上這一次卻正是程硯秋一生中的最後一場的告別演出。兩年之後，即一九五八年，程硯秋先生便一病不起，離開了人間。

在《荒山淚》影片開始籌備時，曾發生過一次十分出我意外的事情：已故的音樂家盛家倫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並且同住在一個院落裏。一天他來到我家，告訴我程硯秋先生剛去過他那裏，目的是了解吳祖光的情況，吳的為人如何？會不會真心誠意、毫無惡意地從事這一拍攝工作？由於他對盛家倫的信任，因此當盛向他保證吳的誠信時，程才滿意地告辭去了。在這以後，程也向我提出過一次類似性質的問題，即是我們攝制組擔任錄音工作的同誌出身於“梨園世家”，但是與程不屬於一個派系，程懷疑他會不認真地工作而致影響錄音的質量。我告訴程先生，錄音的質量自有其客觀標準，錄音師保證錄音質量是他的當然職責；不認真工作、甚至故意搞壞的事情是決不可能發生的。雖然我對此再三保證，而我感覺程還是將信將疑的。

程的疑慮很快便消失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影片的拍攝，由於戲曲的特殊性，全部錄音工作必須先期進行。工作日程安排了一個星期時間錄下全劇的唱和文武場音樂。記得第一天開始工作，錄音師的認真態度便打動了程先生。為了保證錄音質量，需要盡可能的安靜，盡管錄音室有著較嚴密的隔音設備，我們還是決定在晚上進行工作，上班時間定在八時以後，但是錄音師和他的助手們都是很早就到現場開始作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了。程先生在八點以前也到了錄音室，他看見大家早已在忙碌地工作，已經受到了感動；看見錄音師為了音響的強弱而反復試驗，不斷地移動每一種樂器演奏人員的座位，我更從程的表情上發現了他內心的感動。第一段唱試錄之後，馬上放出來讓大家聽了一遍，首先是錄音師，然後大家紛紛提出這一段唱中的毛病和需待改進之處，對聲音的質量，唱和伴奏等等方面都作了極為細致的研究，這時我又看到程先生為錄音師的認真負責的態度而更加大大地感動了。當時決定第二天開始正式錄音，第二天當大家工作到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候，突然看見程劇團的兩位同誌挑著兩副擔子，一共四個大圓籠的食品盒來到錄音室；放下挑子，打開圓籠，原來是四籠精制的還冒著熱氣的宵夜點心。程先生殷勤地勸大家吃夜餐，使大家都窘住了。我告訴程先生說廠裏食堂每晚都為大家準備夜餐，不能接受這樣的款待，但是看見程先生顯然是因此而不高興了，大家終於領受了程先生的盛情。程先生采取了這樣的一種方式表示了他對攝制組工作人員的信任，他的這種心情，攝制組中我是惟一能夠理解的。整個錄音工作大致是順利的，其中只有一段“獻衣抵稅”的從“搖板”轉“快板”的一段唱腔一連錄了十六次都不滿意，而中斷了這一晚的工作，改到下一個晚上重錄時才一次錄成。這樣程先生對我們每一環節的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才有了更為深刻的印象。在最後一天錄音時，程先生在工作休息的間歇時和我談心。他略帶歉意地對我說，他當初錯疑了錄音師是由於自己的狹隘，但是形成這樣的懷疑是有歷史原因的：過去的社會太黑暗，生活道路上布著重重陷阱，層層障礙，要處處提防有人在暗中使壞。程先生的坦率，直爽，光明磊落，心口如一的胸襟氣度也教育了我。

程先生的性格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在和程一起工作的日子裏，我們經常一起擠公共汽車，一起吃飯。唱了一輩子旦角的程硯秋卻有著典型的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派，這也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煙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煙，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嗆得我半晌說不出話來；喝的也是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飲必豪飲。我勸他，抽這樣的煙，喝這樣的酒會壞嗓子，應當戒掉。他淡然一笑，說：“嗓子不好的，不抽煙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煙喝酒也壞不了。”終於在錄音開始後，程的嗓音發毛，不夠圓潤，不夠幹凈。我正式向他提出，在錄音工作的這一個星期裏不要抽煙飲酒，他接受了我的要求。

程硯秋在大約四十年左右的舞臺生涯中，以他獨特的卓越的程腔聞名於世。他的成就有他天賦的因素，但他的勤奮是更大的決定因素。作為歌唱家而言，程並不具有那種最響亮的歌喉，他的聲音偏於低暗，但他卻憑借自己的條件，創出獨具風格的程腔。他的唱腔宛轉柔韌，以淒楚幽怨見勝；唱到感情最深沈的時候，歌聲細似遊絲而不絕如縷，那是他最見功力的地方。唱到這裏的時候，滿堂聽眾真是屏息以待，連口大氣都不敢出。只覺得這一線歌聲似乎發自幽谷，卻又百轉千回升入雲霄，然後一落千丈直下深潭澗底；就這樣彈撥著聽眾和觀眾的心弦，聽得人如夢如癡，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幾十年來，程腔風靡大江南北；直到如今還有那麼多的“程迷”對程腔的喜愛幾乎達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這是京劇藝術家程硯秋獨具的光榮。

程先生的身段優美是眾所周知的。《荒山淚》中末場入山的全身旋轉的大圓場的動作完全是一場大芭蕾舞，令人嘆為觀止。程的舞蹈還得力於他的武術基礎，曾經有一個北京著名的武術家對我說過，程先生還是一位有很高地位和造詣的武術家，他在武術界所占的地位，不亞於他在京劇界的地位。程也曾經向我興致勃勃地講述他習武的經歷，講過向已故的赫赫有名的武術大師醉鬼張三切磋武藝的情景。還講過在日偽時期的北平車站上受到日偽軍的侮辱，奮起還擊，以一當十地打退來犯者的情況，並且從這以後謝絕舞臺，在西山耕田種地，表現了一個愛國的藝術家的堅貞氣節。

身體非常健康的程硯秋先生在拍完《荒山淚》之後的一九五七年經周總理的介紹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一生中最崇高的誌願。但是出人意料地是卻在不久之後的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不幸病逝，那時我不在北京，聞此噩耗十分悲痛。不幸中之大幸是在他生前好歹還留下這一部《荒山淚》，能使我們至今還能看到人在舞臺上的音容豐采。

一九五七年春天，文化部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全國電影工作者的會議。在會議結束時在北京飯店舉行了一個聯歡晚會。大家正在歡聚暢敘時，傳來一個喜訊，周總理來到了我們的會場。大家站起來歡迎總理，看見總理笑容滿面地從大門走了進來。使我沒想到的是總理穿過濟濟一堂的與會者朝著我們這一張桌子走過來了，一直走到這張桌前停住腳，在我對面坐下來。總理坐定之後，高興地對我說：“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好電影。”我說：“您看了什麼好電影？”總理說：“我看了《荒山淚》，改編得不錯，比以前飽滿得多，程觀秋的表演得到了全面發揮。由於你們也發揮了電影鏡頭的作用，使觀眾看到了在劇場裏看不到的角度。這部片子應當好好宣傳一下，你應當寫一些文章……好好介紹給觀眾。”

沒有辜負總理的期望，完成了總理交給的任務，並且受到總理的表揚，這是對我很大的鼓勵。即使原來不是總理叫我寫文章，我也是要寫文章的，何況是總理當面叫我寫文章呢？但是由於反右鬥爭開始了，我沒有可能寫這篇文章了。事隔二十二年之後我才寫出這篇文章，思來想去真是不盡心酸。

這又使我想起，那年夏天在團中央禮堂一次大會批判我的時候，我坐在第一排，看見程先生坐在主席臺上，皺著眉看著我。我低下頭去記錄批判我的發言，待我再擡起頭時，程先生已不在臺上了。直到大會開完，也沒見程先生回到臺上，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程硯秋先生時留給我的最後印象——這樣一個我和程先生在一起時從未見過的皺著眉頭很不愉快的表情；而我留給程先生的也只能是一個情緒低沈的痛苦表情罷？這對我說來將是永遠也無可彌補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