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苓逝去已經半年多了。早就許了心願，要寫點紀念文字，可是一提筆總覺得筆尖沉重，反而無話可說。在戰爭中，過多的生離死別刺激著我們，使情感日漸麻木，西苓的死訊就沒有使我流過一滴淚。可是許久以來，他的影子卻一直在記憶裡浮現，鮮明而且生動。我這才覺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來還潛流著這麼脆弱的感情。

　　這悲哀也不僅僅因為失卻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親，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國電影界情形的，怕誰都有一個更其痛切的聯想：西苓的去世，對荒蕪的影壇是一個何等巨大的損失！

　　人世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惋惜的：一個應當活著的年輕人，卻為疾病所俘虜，僅僅兩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帶走了一切，愛情、事業、彩虹似的理想……

　　看過《船家女》和《十字街頭》的電影觀眾，我想多數是知道沈西苓這名字的吧。在電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貢獻一點像樣的作品的導演，只是寥寥可數的幾位，西苓正是其一。他後期創作的光輝的成就，已經毫無愧色地可以在電影史上佔有一頁。而他的艱苦的經歷，也正好反映了中國電影事業從落後到進步的一段行程。

　　我們這社會是一個頑固的堡壘，現存的秩序儼然像一方巨石，鎮壓著一切新生的嫩芽。可是「一·二八」前後，電影界也吹動了春來的風信，報紙和雜誌上，到處發出一種喊聲，解釋著電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轉變，要求進步。若干先進的文藝工作者，懷著拓荒者的熱忱和信心，開始向這荒地上移民。西苓就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但他幾乎一直受著排擠。雖然他的毫無矜飾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動作─一宛然分明袒露的胸襟，使人一望而知是無須加以戒備的好人，但在守舊者看來，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種危險的勢力。

　　以包身工為題材的《女性的吶喊》，是西苓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失敗的作品。他最初擔任的工作是置景，從佈景師到導演，經過艱難的爭取，而許多人也正在熱心地期待著他的失敗，來證明他們「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論。現在這理論有了根據，一時公開的譏諷，背後的嘲笑，幾乎要將他淹沒。連公司裡的三四流演員，都沒有一個願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導演之下演戲。

　　「想法子弄一筆錢，把這倒霉的片子買下來……」西苓好幾次沮喪他說。─—這計劃自然沒有成功，他只好低下頭再去嘗試。

　　一種難言的屈辱，他隱忍過去了。他的全部活動只蘊結著一個慾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因為他的成敗不只是個人的成敗。在第二部作品裡，他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新人來演戲。那結果卻得到了意外的成就。當他的新作第一次試映完畢，在戲院的走廊上，一位極有聲望的先輩熱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動地說：

　　「西苓，我祝賀你，你成功了！」

　　西苓羞紅著臉，像一個女孩子，蹙（JI）地連一句謙遜的話也說不出來。接著他的身邊就圍繞了一群大明星，有如眾星拱月，同時含笑為賀，說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擔任一個角色的幸運。

　　那片名叫做《上海二十四小時》，劇本出自一位隱名的左翼作家之手。但到後來公映的時候，據說因為是「宣傳赤化」的作品，被剪刪得面目全非。其間還引起許多風波，幾乎逼得西苓不能再當導演。

　　試映新片的時間照例在夜半，─—電影院的營業時間以後，到試映完事，天光已經發白了。我們從子夜的街頭跑回去，西苓只是反覆地感慨：

　　「真厲害，這樣的做人，真厲害！」

　　是的，「這樣的做人」！世故與流俗的氾濫，─—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洪流裡，連最低限度的潔癖，也常常受著迫害。

　　朋友中間，西苓以軟弱出名。但他也有他應付環境的方法，那就是堅韌地忍受，沉著地進攻。漸漸地，他學了一點乖，懂得了怎樣使自己減少吃虧的訣竅；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製片工作上得到了許多便利，同時他的作品的成就也更顯著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點不滿。─—意思大約是「陽似謹願，陰實圓滑」之類。這也並非對於西苓特別的苛刻，我們都有一種習慣，對於壞人容易寬恕，對好人卻總是取求全責備的態度。彷彿在這樣的世道裡面，要使它改善起來，老實人就應當始終吃虧。

　　我曾在電影界混了好幾年，一踏進那圈子，最初認識的就是西苓。在這一段不算很短的年月裡，除卻洞察了許多駁雜的世態，可以傾心相談的朋友，也不過是屈指可數的幾個。我和西苓輾轉在三個電影廠服務，也幾乎三次都是同時進退的。同樣服役於人類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熱烈使人感泣，學者的莊嚴使人起敬，而藝術家的親切使人生愛。西苓屬於後者，生活裡並且保留著成年人所極其缺乏的天真──在無須拘束的場合，他常常一高興就蹦跳起來，習慣地摹仿米老鼠的跳舞。這瞬間，恰如電光的一閃，在生命深處照出了潛藏的童心。他的真摯使人易於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談笑往還，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彼此傾訴一點私事，從而得到溫暖。

　　有誰理解無垢的友情的嗎？它正是生命裡的一掬甘泉。

　　三年餘來的戰爭，對於剛剛走向健康的中國電影是一個大打擊。當上海成為「孤島」以後，支持著中國電影進步一面的工作者，都浮雲似地吹散了。在初寒的天氣，我黯然地送走了一大批朋友，西苓和他的姊姊沈茲九，他的愛人，還有打扮得像商店夥計一樣的蔡楚生。他們裝作不相識者，坐著輪船駛出了敵艦縱橫的吳淞口。

　　在西苓臨走的前些時，幾乎每天都見著面。他在意興闌珊中帶著興奮，那是因為他跟熊輝的情感已經成熟。西苓的婚姻有缺憾，男性的溫柔無從寄托，是為若干接近的朋友所知道的，但他跟熊輝在將要結婚之前，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關係。他進行得很秘密。戲劇和電影工作者的兩性問題是洋場才子發揮才情的好資料，也正是他們仗義執言的好題目，一被人家知道，就會鬧得沸反盈天。我懂得，這也正是西苓近年來學得的小乖。兩個人中間的私事，自然也無須學時髦人物那樣的特別張揚，用以表示自己的浪漫。但這時候他開始帶著一個極其好看的女性到我家裡來了，在決定離開上海之前，他本來還預備暫時遷居隱避，而找房子也跟她在一起，我這才知道了此中的消息。等他們決定走了，我請他作了一次小敘，算是送別，也是祝賀。西苓不善於飲，這一天卻喝得醺醺大醉，洗臉時醉眼朦朧地望著毛巾上的紅花，他至於吃驚地叫起來：

　　「怎麼，金魚游出來了？」

　　在淒清的街燈下，我目送他和熊輝坐著人力車逐漸遠去。現在我才知道，那是我看見他的最後一瞥了。

　　以後我只跟他通了兩三次消息。在懶得寫信這一點，他似乎跟我同病。我只曉得他後來到了漢口，又到了重慶，也還是在使用著電影這武器。……

　　終於意外地傳來了他的逝世的噩耗。

　　戰爭對人是一種殘酷的磨練，許多我們懷念中的友人，在風晨雨夕，曾經屢屢夢幻著重逢的愉快的，許多都已如辭枝的落葉，永遠從人間失去。想到這些意外的傷痛，就不禁湧起一片激情和悲憤！

　　因為西苓的去世，想到電影界的人才寥落，更想到近來上海影壇的墮落，則更覺得這一縷穿心的寂寞，不僅是個人的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