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乔治·伊斯曼之家长达一年的展览“新地形学：人造风景的摄影”闭幕。同年5月24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展《威廉·埃格尔斯顿的指引》开幕。

翌年5月，苏珊·桑塔格出版了新书《论摄影》。

桑塔格肯定关注了这两个展览，也肯定注意到了这些新兴的摄影师。由于时隔久远，我们或许已经对年份失去了敏感。仅以威廉·埃格尔斯顿为例，1976年，他不过是一位37岁的青年人，而诸如新地形学的那些摄影师们也不过是一些30岁上下的新人。…

格拉斯就明理得多，不會這樣發表教條式的指示。還有幾個問題，卻是中國聽眾提出的，其一是提議活用地方性的言語，例如要求香港作者開會研究如何混入粵語在文字中成為更生動的文字。有人認為香港文學社會性不夠；又一位女孩子發言，嘲諷地說：「如果我要讀香港的文學，又有甚麼書好看呢？」提出這幾個問題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更使人份外感到惋惜，覺得香港人對香港自己的東西知道得不夠，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和誤解也實在太大了。…

五·香港

汽車在新界的路上，駛上大帽山，駛下荃灣，向青山駛去。窗外是熟悉的風景，我曾在附近教書，有朋友住在不遠，我來過這裏散步和游泳。但要向一個外國人談到香港往往是困難的，我喜愛香港許多地方和人物，但也有許多事情並非我們願意看見它們變成那樣子。我們很難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名勝。另一方面也不能置身事外冷嘲熱諷。香港的處境如此微妙，一個偶然經過的外國人可以了解嗎？我懷疑。所以每次有遊客說香港美麗，我懷疑他們是否只是客氣；有人說香港可怕，我又不知道他們真能了解多少。經過文化的隔膜，語言的誤會，我們可以向一個外國人解釋這類複雜的心理嗎？往往我們寧願沉默了。…

他再對上一本小說《局部麻醉》直接寫兩代的衝突關係，以現代柏林為背景，寫一個激進學生想燒死自己的愛犬以抗議越戰；而他的一個老師，一直覺得這是自己最有才華的學生，希望勸服他用溫和的改進代替激烈的革命。兩代看法的不同，也是格拉斯自己面臨的問題。《局部麻醉》出版後，許多原來擁護他的青年批評他，極左派更攻擊他。格拉斯說：「他們要求的是神、是英雄，我寫的是人。」也許因為他們要求教條的答案，而他則提出疑問吧。孩子們的可愛是他們的生機，還未僵化的能力。所以格拉斯在《蝸牛的日記》裏向他的孩子們說：「我不相信那些宣稱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要把香蕉拗直的人。」

四·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