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文本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場所。它所蘊含的社會政治內容不是單一的、完整的，而多元矛盾的、相互沖突的。對霍爾等人說，文化是統治集團和從屬集團之間、統治集團自上而下地強加的與從屬集團自下而地的抵制之間鬥爭與協商的場所。不同法蘭克福學派在文化工業/受眾之間的關係建立為控制/順從的關係，當代主流文化政治把一種積極的、具有希望的關係帶進文化領域。



對另外一些論者來說，大眾產品確實在生產著支配性意識形態，但它同時也含有烏托邦的契機。美國後現代批評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文化研究需要一種同時關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雙重闡釋：“大眾文化的作品必須同時含蓄或明顯地是烏托邦的，否則它們不可能是意識形態的：它們不可能進行操縱，除非它們向即將被這樣操縱的公眾提供某些真正的內容作為幻想的誘餌。…

以這一論述為基礎，結合其他觀點，我們可以勾勒了當代文化政治論的主要特征。

其一，這里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性。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把文化的意義還原為統治階級的經濟力量的單純反映，20世紀在蘇聯流行那種文化政治論重在生產者的階級出身、思想傾向和產品中的政治觀點，簡單的一點是查出身，複雜一點的是分析作者與作品政治觀點的矛盾（所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這是一種粗糙的、外在的政治論。當代文化政治論是一種“文本政治”論。在接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洗禮之後，當代文化理論廣泛使用語言學理論，但它同時認識到語言學模式的局限。對此，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當代文化研究首先得益於對“文化”的理解，它把文化看作是“未完成”的，是“一系列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存在及發展的活動，或者將它看作是不可能固定在知識寶庫中的某一縮減的過程”，因而，文化研究拒絕承認“文學或其他任何文化客體有異於政治”，“因此也就可以重新審視一個或一些文本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的附屬含義。”[22]它不僅關心顛覆傳統的文化等級秩序，而且關心大眾文化在實踐“有機知識分子”的政治意圖中可能具有的正面含義。這種意義上的文化研究關注文本的建構性，試圖分析文文中的“神話”和意識形態，了解資本主義文化如何獲得文化領導權，如何有效地整編無產階級和庶民文化的有效途徑，並希望創造出能夠對抗從屬地位的主體位置甚至真正主體，而研究者也借此扮演一個“去魅”的角色。奠定當代英國文化研究基礎的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明確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文化政治：…

由文化經濟學引申開來的方法論啟示是，在文化產業研究中，我們既要充分使用、又要高度警惕量化方法。赫爾曼·格雷(Herman S. Gray)的一個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盡管技術發展使實證測量方法的精確性不斷提高,但是我們社會依舊有一些難以言表的像疾病一樣的痕跡.它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感上感覺其存在的、意識中意識到其存在的東西。[19]

這“痕跡”不只是指美學上、政治上的，也包括知識上的。當代科學哲學家邁克·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有關“默會知識”（tacit knowing， tacit knowledge）的研究，已經指出“明確知識”（expli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