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該如何去做？也就是說，身體該如何做？身體應該同身體做斗爭，「在這斗爭中，符號與符號相互對抗，情感與情感相互碰撞，好讓一點點歡樂能得到保存，而這歡樂能讓我們走出陰影，改換類型。符號語言的喊叫聲銘刻下了這一激情的斗爭，歡樂和悲傷的斗爭，力量的強化和弱化的斗爭」（319）。應該讓積極的情動同消極的情動做斗爭，讓快樂戰勝悲愁，讓喜悅的光明驅散痛苦的陰影。讓我們堅持一種快樂的唯物主義倫理學。這是從斯賓諾莎到尼采到德勒茲的倫理學要求。何謂倫理學？倫理和道德的區別在於，道德是法則，是教義，是規范，它逼問我們應不應該去做，它拷問我們這樣做合乎道德嗎？而倫理則是技術，是行為，是實踐，它不是逼問我們該不該做？而是逼問我們，如何去做？怎樣行動？斯賓諾莎，尼采，德勒茲告訴我們如何去做？去驅趕悲苦，保持快樂，強化力量，放聲大笑，讓爽朗大笑壓倒那些令人心碎的啜泣。…

四

如果我們都是對外的隨時敞開的情感主體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我們都是情感自動機（auto-affection），「作為情感自動機，在我們之中始終存在著接續的觀念，伴隨著此種接續，我們的行動能力或存在之力也在一條連續線上以一種連續的方式得以增強或減弱。這就是我們所謂的affectus，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生存（exister）」（《萬塞訥》 8）。這種接續的連續線正是生成…

這是斯賓諾莎—尼采—德勒茲對人的定義。這也是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康德和現象學的回應。如果說，斯賓諾莎的哲學是為了對抗他的同代人笛卡爾的話，我們可以將德勒茲和他同時代的結構主義對立起來。德勒茲的這個時代，正是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和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結構主義時代。對列維-斯特勞斯這樣的結構主義者來說，主體當然和意識、心靈無關——這是他對笛卡爾傳統的擺脫，但是，主體也與力無關，主體沒有力，沒有意志，沒有情感，沒有欲望，主體被結構吞噬了，是無所不在的結構在決定和操縱主體，主體是深陷結構牢籠中的主體，是野蠻而超驗的結構的一個效應——這和德勒茲沸騰的欲望主體，和那個永恆變易四處串聯充滿勃勃生機的欲望機器是多麼的南轅北轍！…

這樣，我們可以從affect（情動，或者情感行為和情感變化）的角度來界定一個人。一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的情感變化，我們可以從情感，情感運動，情感變化的方式來確定一個人的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人是一個情感存在，一個始終在發生變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