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要找修辭學家、畫家和音樂家，得去希臘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將領，那就去斯巴達。在雅典，人們學習如何說得好，在斯巴達，人們學習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學習如何戰勝某個詭辯的論證，不受藤蔓纏繞，似是而非的詞語蒙騙，斯巴達人則學習擺脫欲望的誘惑，不怕命運和死亡的威脅；前者致力於說話，不斷地操練語言，後者醉心於行動，不懈地錘煉心靈。



因此，當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兒童當人質時，他們的回答同我們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寧願讓兩倍的成人去當人質。他們這樣做沒什麽可奇怪的，因為他們認為讓孩子當人質對國家的教育是個損失。阿格西勞斯邀請色諾芬送他的孩子們來斯巴達受教育時，不是為了學習修辭學或辯證法，而是為了學習最完美的學問，即服從和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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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給國王身邊最德高望重的太監而不是女人們看管。太監們負責把太子的身體訓練得漂亮茁壯；過了七歲，就教他騎馬和狩獵；到了十四歲，就被交到四個人手中，即國內最賢達的人、最公正的人、最節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個教他宗教信仰，第二個教他永遠真誠，第三個教他控制欲望，第四個教他無所畏懼。

利庫爾戈斯的做法頗值得稱頌。他治國有方，本人完美無缺，對孩子的教育極其關心，把這看作為他的主要職責，況且又是在繆斯文藝女神的家鄉，但他很少談論學說，似乎對那些除了美德對其他一切束縛不屑一顧的貴族青年，只須為他們提供教授勇敢，賢明和正義的老師就夠了，用不著傳授知識的先生。…

雅典人狄馬德斯譴責一位雅典市民以賣殯儀商品為業，說他索取的利潤太多，如果沒有很多人死亡，他就不可能獲得如此多的利益。這一看法未免失之偏頗，因為他獲取利潤並未損害別人的利益，否則，任何贏利都要受譴責了。 

商人賺錢靠年輕人揮霍，農民靠麥子價格昂貴，建築師靠房屋倒塌，司法人員靠民事訴訟和糾紛，神職人員靠我們的死亡和罪惡。古希臘的喜劇作家菲萊蒙說，沒有一個醫生樂意別人甚至自己的朋友身體健康，沒有一個士兵樂意天下太平，依此類推。更有甚者，如果我們人人探測一下自己的心靈，就會發現我們心中孕育和產生的願望，大多是損人利己的。 …

因此，當我們看到我們的祖先對學問不甚重視，即使今天也只有國王的主要諜士們才偶爾博古通今時，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樣大驚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過法學、醫學、數學和神學來豐富我們的知識；如果豐富知識的目的不能使學問享有信譽，那麽，你就會看到學問的處境會和從前一樣淒慘。如果學問不能教會我們如何思想和行動，那真是莫大的遺憾! “自從出現了有學問的人，就再也沒育正直的人了。

一個人如果不學會善良這門學問，那麽，其他任何學問對他都是有害的。我剛才談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