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他們在各自民族的文學史上的傑出貢獻。

處於不同時空、不同種族的陶淵明與梭羅，他們都在「種豆」、「鋤草」的時候收獲了文學上的莊稼。他們種下的不僅僅是豆子，黃豆或豌豆，同時也種下了他們各自的德行、旨趣、情志、理想，因而他們也收獲了散文、收獲了詩歌。他們的詩文猶如田野上的花朵、樹林中的鳥鳴、天上的白雲、山間的溪水，是屬於自然的，屬於農耕時代的，屬於一顆質樸、真率的心靈。梭羅說過，田園風光中最珍貴的還不是豐碩的收成，而是「詩意」，要靠詩人精心提取。只是由於時代的錯位與個人氣質上的差異，陶淵明更鐘情於田園，梭羅則更傾心於荒野，陶淵明最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田園詩」的宗主，梭羅則開創了美國文學史上「自然隨筆」的範例，兩人分別為世界文苑貢獻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文體。…

溫錦昌排行第五，六歲時隨父母從彭亨搬到森美蘭。那時所有的膠農和伐木工都住茅寮，他家人多，搭的茅寮是芙蓉鎮最大的。家中的生活十分清苦，孩子們很小就隨父母去割膠，天不亮就出發，父母在前面割，他們睡眼惺忪跟在後面收。茫茫無邊的膠林，前不見頭，後不見尾，膠水仿佛永遠也收不完。

膠農的收入太低，錦昌不願意像父母那樣一輩子困在膠林。1960年，十六歲的他初中畢業了。在母親憂郁的目光中，他決心離家獨自去闖蕩，為了改變自己，也改變全家的命運。他走進了比膠林更遠更深更少人跡的莽莽大森林。…

斯坦納將「理論」在諸多話語領域中所取得的「勝利」視為「自我欺騙」，「無非是因為科學占了上風，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

錢鍾書的銳見亦一針見血：「邏輯不配裁判文藝。」他說：在考究中國古代美學的過程里，我們的注意力常常給名牌的理論著作壟斷去了。不用說，《樂記》、《詩品》、《文心雕龍》、詩文話、畫說、曲論以及無數掛出牌子來討論文藝的書信、序跋等等是研究對象。同時，一個老實人得坦白承認，大量這類文獻的探討並無相應的大量收獲。好多是陳言加空話，只能算作者禮節性的表了個態。葉燮論詩文選本，曾慨嘆說：「名為『文選』，實則人選。」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實質」是「歷史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常無實質，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

在我的記憶裡，“廣場”

從來是政治集會的地方

露天的開闊地，萬衆狂歡

臃腫的集體，滿眼標語和旗幟，口號着火

上演喜劇或悲劇，有時變成鬧劇

夾在其中的一個人，是盲目的

就像一片葉子，在大風裡

跟着整座森林喧嘩，激動乃至顫抖…

勃艮第人（Burgundian）是一個日耳曼民族的部落，5世紀早期便居住在萊茵河中部地區，是否如《尼伯龍根之歌》描述的那樣居住在沃爾姆斯（Worms）卻不能得到確證。435-436年，居住在萊茵河西邊的勃艮第人開始移入羅馬人居住的貝爾吉卡（Belgica），對這片地區的羅馬人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於是，這些羅馬人聯合匈奴人攻擊這群勃艮第人，殺死了他們的國王及其大部分勇士，戰爭中存活下來勃艮第人移居在羅納河上遊。《尼伯龍根之歌》描述了勃艮第人所遭遇的類似的災難性事件，但與上述的史實不完全一樣。歷史記載的艾柴爾確實在453年死亡，曾娶了一個日耳曼民族的婦女為妻子，但是哈根（Hagen）、西格弗里斯等與日耳曼民族歷史上的知名人物沒有任何聯系。…

很多不開心的事是本身的性格造成的，例如敏感、獨佔欲強、善妒、好勝、過分要人寵愛、受不得批評、太過純情、容易被人欺負等等……幾乎可以說，每一種性格，都是有弱點的，當發生的事和人際關係「與性格不符」時，我們便不開心

我自用的金句之一是：「只記住朋友的好。」

這個金句很有效，我當然想朋友最疼我、對我最好，但發覺並非如是時，免不了傷心一下，不過，與其愈想愈不開心，倒不如記住朋友曾經對我怎麼好。人不能太鑽牛角尖，凡事都要百分之百滿意。要是放縱自己對人的不滿情緒，只往朋友對自己不好的地方去想，那便很容易恨盡天下所有人，自己弄到沒有朋友的地步。要是每生氣時便只想朋友的好，惱意自消。

另一個金句是：「伸手出去找溫情。」…

要知道

我的直直離去

只是爲了繞個彎，回流

打成漩

把自己釘在原處

再不被帶走

要知道

沒有河流的地方

不是沒有河流…

四、崇尚精神自由，自做精神主宰



善於以生命內宇宙的充實替補對外部物質世界的索取；為了更高理想，不憚於超越現實營造空中樓閣。

對於陶淵明來說，這是「肆志無窊隆」、「心遠地自偏」，是「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是一種任心適志、無論窮通的達觀心態，是一種道家哲學意義上無持無待的逍遙遊，體現在文學創作 中則是一種超越現實遨遊於虛幻之境的浪漫主義精神，是人間難覓的桃花源。對於梭羅來說則是那種力排眾議的自信，無畏無懼的孤獨。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陶淵明歸田後曾表示「息交絕遊」；梭羅則一再表示「社交往往廉價」， 而「寂寞是有益於健康的」，「我愛孤獨。我沒有比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夥伴了」 「太陽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獨的」，「我不比一張豆葉，一枝酢漿草，或…

我常說，好人未必有好報，所以做善事、幫助人，都不是為了要有好報，更不是為了積福，甚至不是為了俯仰無愧於天地。

做人，安安分分，便不欠誰了，犯不著搬出俯仰無愧於天地這麼大的名堂出來。對人好，是種很舒服的感覺，不求有什麼好報，總之做了算數，亦是種很自由無拘的感受，只此而已。要是又要積福，又要等好報，又覺得欠天地，倒是目的太多，包袱太重，不如瀟瀟灑灑地做人。

世事不常是公平的，然而人生的賬大多，不能一筆一筆地算，算了，會不開心，倒不如做個無賬之人，少卻心頭的債。很欣賞黃霑的幾句歌詞：「莫記此中得失，不記恨愛相纏，只記共你當年，曾經相識過。」…

近日，文化和旅遊部批准發佈中國首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的文化行業系列標準《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以下簡稱「標準」），對民間文學等十大門類非遺代表性項目應采集、著錄的內容及其相應要求進行了歸納提煉。該標準更好地明確了非遺數字資源采集著錄工作的具體方向和重點內容，提升了記錄工作的科學化、規範化、標準化水平，有利於中國非遺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傳承弘揚。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回望歷史，悠久綿延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留下了燦若繁星的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血脈，見證著中華文明取得的輝煌成就；放眼當下，在新時代保護好、傳承好非遺文化，更能激活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旺盛生命力，有利於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對延續歷史文脈、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葉靈鳳，當一般認識他的人叫他“先生”時，有些不認識他的人卻稱他為“女士”。在他工作的地方，不時可以收到寄給“葉靈鳳女士”的信件或請柬。這是他晚年常常帶著微笑，向人說的。

這當然是可笑的誤會。還有不可笑的、更大的誤會。

二十年代他就寫小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辦刊物，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先到廣州，後到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離開這個世界，都一直沒有離開香港（短期的旅行不算）。就是日軍占領香港…

維柯以「詩性智慧」跟「知性智慧」相抗衡。卡西爾說得好，在維柯那里，邏輯學首度突破了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範圍，並把自身的世界建構為一個人文科學的邏輯，作為語言的、詩歌的和歷史的邏輯。維柯的思想是超越理性主義傳統的一種努力，其終極目標是制限西方近代文明的片面走向，回溯、重造人類心智的原始整一性和完滿性。

柏格森認識到了語言、符號的局限：用語言符號只能得到相對的知識，憑借理性邏輯僅能獲得表面的知識，至於「生命意志」的「綿延」——柏格森稱之為「唯一的實在」——是無法由邏輯、符號來尋找的。為此，柏格森充分肯定了直覺、悟性的重要。M.懷特評述柏格森時說：「理性最多也不過是能夠在一座預先構造的科學房屋四周『環行』，而直覺則有進入這座生命、感覺和經驗大廈的高貴特權。」…

警察詩歌如果可以成立的話，它涉及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詩歌與職業的關係。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詩人，農民工人醫生司機教師廚師，如此等等。換句話說，如果有警察詩歌，就可以有農民詩歌，工人詩歌，醫生詩歌，司機詩歌，教師詩歌，廚師詩歌，如此等等。當然，身為警察的詩人寫出的未必都是警察詩歌，有的詩人可能還會刻意回避或盡力超越自身的職業屬性。如果僅從取材而論，只有那些以從警經歷為題材的作品才能成為警察詩歌，至少這是警察詩歌的主體。 …

本文「俗民紀錄片」（或稱「民俗學電影」）中的「俗民」概念並非指涉業餘或未受過專業訓練者，而是採用Sharon R. Sherman 所著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一書定義之「folkloric film／folkloristic film／folklore documentary」，與「民族誌電影」（ethnographic film）有所區別：「ethnographic…

在成功運用口頭詩學理論解決「中國問題」後，朝戈金開始著手中國口頭詩學理論建設和學科建構，開始對國內外口頭詩學研究進行反思和總結。《從荷馬到冉皮勒：反思國際史詩學術的範式轉換》是其中的代表作。這篇長文的價值之一如文中所言：「今天回顧國際史詩學術史，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反思中國史詩研究的自身問題，回應本土史詩傳統面臨的現實遭際，進而更好地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價值和意義之二在於「選取了從古希臘荷馬到當代中國冉皮勒共六位史詩歌手，通過聚焦於圍繞他們而生的『問題』，描摹史詩學術演進中的若幹性轉折」。…

史詩中英雄和故事的原型難以找尋，因為它們可能沒有歷史原型，僅是虛構出來的。與其探尋史詩記載的歷史事件，不如探尋史詩人物和內容反映特定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願望，關注史詩體現了怎樣一段真切的社會歷史以及以何種方式呈現歷史。的確，史詩可能沒有真實地記錄所發生的事情，但它真實確切地表達了特定民族的信念和感情。



而且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史詩在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會消化和吸收特定民族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生活等諸多層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會在不同時期史詩歌手的演述中不斷得到藝術加工和潤飾，並傳承到當下。其間，愈是古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會不斷地為後來史詩吸收和消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所遮蔽，而在史詩中變得愈來愈模糊，而愈是後來史詩吸收和消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卻在史詩中會呈現出愈加清晰的印記。…

這兩點，都和中國傳統對「詩」的看法大相徑庭。從第一點來看，詩幾乎成了文學的代詞，可以總括模仿之藝術。中國詩，除了偶爾可以兼指詞曲外，一般不如此用，也不如此想。其次，亞里士多德將「詩」視同「文學」，而且又是「模仿的藝術」，則這種詩與中國之所謂詩，在性質上亦不相同。因為自《尚書》和《詩序》以來，中國歌詩是環繞著「 詩言志 」這個觀念而發展的，其性質並非模仿；而亞里士多德將詩藝術的性質界定為「 模仿 」，也使得他的「詩學」缺少了抒情詩，成為戲劇的詩學。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又說「詩，是藉語言以模仿的藝術，其體或散行或和韻 」，在體制上，中國詩也沒有不用韻的散行體。

可見無論在指涉、性質、體制各方面，此詩與彼詩，皆非一物，隸屬於「詩學」觀念下的「史詩」、作為悲劇前身的「史詩」，要到中國詩歌里來認親戚，豈非緣木而求魚…

首先是「移動」。這個「移動」不是指作者的旅行寫作，而是指被采訪對象的輾轉漂泊的歷史。《被遺忘的村落》中描述了大量的農村流浪者形象，這在當時並不是民俗學農村考察對象的主流。



《流浪者的譜系》《世間師（一）》《世間師（二）》《土佐源氏》是專篇寫農村漂泊者的，除此以外還有很多零星敘述。在《流浪者的譜系》的開場白里，宮本說道「除農耕社會之外，大多數民眾不是都在移動嗎？其中有的人有一定的據點，有的人如無根的浮萍般移動。在日本，浮萍般的流浪者很少」。



大部分是以流浪為生活手段的人，也就是說，流浪是伴隨經濟活動而進行的。但中間也有不同的層次，有因個人際遇而流浪的人，也有因工作（生產）方式而流動的人。在《譜系》一文中，作了海上漂泊者、山間漂泊者、山中行者、落伍者群體等的區分，他們中包含了漁民、獵人、行商、手工藝人、流亡乞丐等，作者分析了他們旅行的動力，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還涉及「流浪信仰」。…

撼枕的濤聲將我從夢中驚醒，隨即起身打開房門。此時正是明治29年11月4日清晨，我正在銚子的水明樓之上，樓下就是太平洋。

淩晨4時過後，海上仍然一片昏黑。只有澎湃的濤聲。遙望東方，沿水平線露出一帶魚肚白。再上面是湛藍的天空，掛著一彎金弓般的月亮，光潔清雅，仿佛在鎮守東瀛。左首伸出黑黝黝的犬吠岬。岬角尖端燈塔上的旋轉燈，在陸海之間不停地劃出一輪輪白色的光環。

一會兒，曉風凜冽，掠過青黑色的大海。夜幕從東方次第揭開。微明的晨光，踏著青白的波濤由遠而近。海浪拍擊著黑色的磯岸，越來越清晰可辨。舉目仰望，那曉月不知何時由一彎金弓化為一彎銀弓。蒙蒙東天也次第染上了清澄的黃色。銀白的浪花和黝黑的波谷在浩渺的大海上明滅。夜夢猶在海上徘徊，而東邊的天空已睜開眼睫。太平洋的黑夜就要消逝了。…

近藤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開心，“山崎君，你幹得真不錯！在我們進行進攻之前，你還要在池田屋觀察一下情況的發展。”

山崎很快回到了旅館，他的藥箱里裝的已經不是丸散膏丹了，而是鋒利的大小刀，厚重的鎧甲，他決定在大隊人馬來時，合兵一處，大殺一氣。

“我一定要把忠兵衛砍了！”山崎現在滿腦子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