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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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為中文術語的“文化治理”

雖然以本尼特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關注了文化與治理問題，但“文化治理”在他們的著作中，其實並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核心概念，被提出和系統性地探討。2013年10月， “ 2013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能動與反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臺灣落下帷幕， “文化治理”在臺灣地區早已是，而且依然是一個熱門的論題。⑥[12]而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的正面提出與理論性探討，也主要有賴於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的研究與探索。…

在文化與治理對接的過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手段，因為“就這個術語指涉著下層社會的道德、風習、行為方式而言，它是對象或目標”；而就藝術、智性活動這樣的狹義文化“對道德、習慣、行為符碼等領域，進行治理性干預和管理”而言，它又是治理的工具。[8]可以看到，當治理與文化相關聯，文化本身的廣狹二義間也被架起了動態溝通的橋梁。

在本尼特對文化與治理問題的思考中，也有一些值得指出的要點。在深入剖析治理術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機制時，本尼特首先反思了霍爾對社會被建構特性的論述。這種對社會屬性理解的“文化轉向”(cultural…

事實上，除此之外，福柯還在其他一些文獻中，正面闡釋過“治理術”的概念。譬如：“‘治理術’意味著自我指向他自身的某種關係；個體在處理彼此關係時，會自由地使用一系列策略，而我就想用這個概念來涵蓋所有建構、界定、組織和工具化這些策略的行為實踐。”[4]



在這里，福柯強調了治理藝術中，主體“自我”和“自由”的維度，說明治理不僅涉及他人治理與不自由的規約，還涉及自我治理與自在、自由的層面。“自我”、“主體”等問題其實也正是福柯後期理論中的重要論述對象。治理與自我不能分開，治理他人並不意味著強迫他人按照治理者的意志行事，而是要在壓制技術與自我構建、自我修正過程之間的互相衝突、互相補充中尋找一個“多元化的平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