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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6)

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其他一些中國臺灣學者也對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進行了較為有效的分析,比如劉俊裕著力表明文化治理中“自治”、“自理”的立場[18],然而王志弘的研究無疑產生了最為有力的影響。也有論者指出王志弘研究中的種種局限,比如認為他融匯了過多的理論資源反而稀釋了文化治理問題中治理面向的獨特性,進而質疑在既有理論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需要另一個新的理論詞匯”。還有論者質疑王志弘理論主張與自身研究實踐的不一致,認為…See More
Nov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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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5)

三、作為中文術語的“文化治理”雖然以本尼特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關注了文化與治理問題,但“文化治理”在他們的著作中,其實並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核心概念,被提出和系統性地探討。2013年10月, “ 2013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能動與反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臺灣落下帷幕,…See More
Nov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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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4)

在文化與治理對接的過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手段,因為“就這個術語指涉著下層社會的道德、風習、行為方式而言,它是對象或目標”;而就藝術、智性活動這樣的狹義文化“對道德、習慣、行為符碼等領域,進行治理性干預和管理”而言,它又是治理的工具。[8]可以看到,當治理與文化相關聯,文化本身的廣狹二義間也被架起了動態溝通的橋梁。 在本尼特對文化與治理問題的思考中,也有一些值得指出的要點。在深入剖析治理術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機制時,本尼特首先反思了霍爾對社會被建構特性的論述。這種對社會屬性理解的“文化轉向”(cultural…See More
Nov 18,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3)

事實上,除此之外,福柯還在其他一些文獻中,正面闡釋過“治理術”的概念。譬如:“‘治理術’意味著自我指向他自身的某種關係;個體在處理彼此關係時,會自由地使用一系列策略,而我就想用這個概念來涵蓋所有建構、界定、組織和工具化這些策略的行為實踐。”[4] 在這里,福柯強調了治理藝術中,主體“自我”和“自由”的維度,說明治理不僅涉及他人治理與不自由的規約,還涉及自我治理與自在、自由的層面。“自我”、“主體”等問題其實也正是福柯後期理論中的重要論述對象。治理與自我不能分開,治理他人並不意味著強迫他人按照治理者的意志行事,而是要在壓制技術與自我構建、自我修正過程之間的互相衝突、互相補充中尋找一個“多元化的平衡”[5]。…See More
Nov 15,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2)

此外,治理可以分為對自我、家庭、國家的治理這三個層次,治理的技藝也就可以有向上、向下這兩種向度的“連續性”。以自下而上的治理“連續性”為例,“無論誰想要治理國家都必須先懂得怎樣自我治理,隨後,在另一個層次上,懂得治理他的家庭、物產、土地,在這之後他才能成功地治理國家”[3]94。而在不同層次的治理所形成的這種動態“連續性”中,家庭治理被視作最重要的要素,因為對一家之中各種人和物的調配、管理中蘊含著重要的經濟學策略,而福柯認為治理技藝的關鍵,就是將這種“家庭經濟學”的策略引入政治實踐,治理,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依經濟學的模式運用權力的藝術”[3]95。 接著,福柯轉入對《政治之鏡》中下面這句話的分析:“治理是對事物的準確佈置,通過安排,將其引向合適的目的。”[3]96在《君主論》中,統治的對象是領土以及生活在領土上的人,反對者則認為治理的對象是“事物”(things)。福柯闡釋道:“我不認為這是將人與物相對立,這指出了治理並不與領土相關,而是與某種人和物的集合體相關。”[3]96在這樣的“集合體”中,各種關係、聯系至關重要,也就是人與資源、財富、習俗、生存方式等的關聯,領土也就被包括在其…See More
Nov 14,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1)

【內容提要】福柯的治理思想強調了“治理藝術”不同於先前統治方式的一些特點,包括多元性、動態歷史性、策略與機制性以及“自我”的向度等方面。托尼•本尼特汲取福柯等的理論資源,從治理的角度重新定義文化,研究文化與治理問題,特別強調其中的機構、機制運作與自我治理問題。 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在對相關西方理論借鑒、融會的基礎上,在中文語境中正面提出“文化治理”概念並進行理論化建構。相較之下,大陸學界的探究一度顯得不足,但也已經開始了對文化治理問題的關注。對機構、機制性的強調,對“自我”、“主體”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重視,可以說是“文化治理”的兩大要點,也使之與“文化管理”等概念區別開來。…See More
Nov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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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9)

Rancière提到,這由巴爾札克和普魯斯特所開啟的小說傳統,也正是往後使馬克思、佛洛依德、班雅明的「批判思想」得以成形的邏輯脈絡,這如同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診斷一般所打開的「真實的幻影向度」(dimension fantasmagorique du vrai),這得以成為社會與人文科學批判典範或批判間距的幻影向度。而事實上,這種藝術和非藝術、真實和想像、現在和未來間距離的不斷調整、測量或所謂的「共同在場」也正是使攝影以及電影成為某種得以探究、解謎或挖掘的「紀錄」(-graphe),某種繪製以及探勘某個時代、某個文明、某個社會、某個國家…的地形學(topography)的虛擬浮標,某種「藝術」的真正關鍵。如果對Rancière來說,電影影像所能蘊載的最大力量乃在於其「紀實/計時」(documentary)潛能的話,那麼,在法國藝術史學家達米許(Hubert Damisch)以及迪迪-于柏曼(Georges…See More
Jul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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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8)

換言之,並非機械複製技術帶動了之後的藝術的典範轉移,而是使平凡的日常生活或大眾成為「藝術」(art)、成為某種「特定藝術」(l’art)的主題或成為某種特定的秀美(beau)的承載者的美學政體或美學邏輯帶動了日後的技術革命,並破壞了強調主題優越性的再現政體。Rancière說,這乃是「任何一個的假設」(l’assomption du quelconque)或「任何一個的榮耀」(la gloire du quelconque)21;就如同《甲板》(L’ Entrepont)中/上的移民(Alfred Stieglitz),如同德勒茲所說的「人們的璀璨」(la splendeur du on)22般,每一個都獨一無二地假定著一個新生命或一個共同世界的到來。文學文件與歷史學家文件間的對立(文學的政治)於此,Rancière也試圖打破文學及歷史科學間線性進化/斷裂/躍升的現代主義邏輯,並指出了早在所謂的歷史科學、「新史學」或技術革命出現前,就已有了某種「作家的科學」(science de…See More
Jul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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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7)

尤其, Rancière在這裡所指出的乃是「文件」(document)和「紀念碑」(monument)間的對立:「文件」是編年的、官方的記憶史料;而與此相反,「紀念碑」則是透過某種現今存在的事實、透過感性被動性而來的對過往的日常生活或市井小民的日常活動的某種無聲的見證。正如Rancière所說,它,「以毫無意願指示我們的方式指示著我們」19。事實上,這也正是年鑑學派史學和電影影像的專屬力量。班雅明「機械藝術」論點的問題性對此,Rancière答道,他要處理乃是某種科學及美學的革命典範,而非班雅明在〈攝影小史〉(Kleine Geschichte der Photographie)或〈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See More
Jun 29,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6)

對此,Rancière寫道,某種對哀悼思想的哀悼,某種哀悼的哀悼:「由此開始,後現代主義乃陷入了債務與重新彌補現代性思想的巨大和諧之中。崇高間距的場景也即將概括各種磨難或原初間距的場景:諸神的海德格式隱退、佛洛依德的那無法化約的死亡驅力和無法象徵化的客體;絕對他者的聲音宣告著再現的禁令 ;對父親的革命性謀殺。後現代主義乃變成了無法再現/無法論述/無法彌補(l’irrpresentable/intraitable/irrachetable)的巨大輓歌,譴責著人的人性的某種自我解放的理念的現代愚癡及其在集中營中那無法避免也無法禁止的實現。」18前衛藝術論點與政治主體性最後Rancière則提到了前衛政治的理念。事實上,Rancière說,前衛的論點乃提供了使得美學和政治連結的某種政治主體化的理念,它那強調新穎性的藝術理念和某種對於政治方向理念的謀畫。這首先乃是前衛的流派對於歷史進行閱讀、診斷並定義政治運動方向的理念,以及依據席勒的模型,對感性以及某種即將到來的生命形式進行發明,並將「政治」(la…See More
Jun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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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5)

現代性論述的兩種變體及其敗筆而接下來,Rancière則提到了建立在藝術美學政體的這構成性的衝突之上的現代性論述的兩種變體及其敗筆。這兩種變體一種是對當代藝術自治與對其專屬的特定形式的可能性進行探索的現代性,某種作為「藝術危機」的指涉物,某種常與政治革命有著遙遠的類比關係的現代性,某種「有節制的現代性」,Rancière說。另一種則是「現代性主義」,這將藝術美學政體的政治革命計畫與某種人性的感性實現方案(從席勒的「審美狀態」到德國浪漫主義的「美學計畫」)進行扣連的現代性理念,這使得支配和奴役原初乃是某種思想活動和感性被動性對抗的不對稱關係的這個事實得以被揭示,這使得思考和感性得以流變為某種單一現實,這使得「平等」得以被思考,使得某個中立的平等空間得以被開啟,使得某種感性世界的棲居模式得以被思考的革命性理念。Rancière指出,正是這樣的一種連結促成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與新生命的種種創造間的連結,某種作為政治革命典範的美學典範的出現。但這場革命往後的垮台,也在兩個時間點上決定了現代性論述的災難性命運,其一乃是藝術現代主義對政治革命失敗的批評:超現實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於現代性工業的批評。其…See More
Jun 27,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4)

事實上,這乃是某種對感性不斷地變得與自己陌生,自己不斷地變得與自己陌生的異質性力量進行模塑的特定政體,某種Rancière所謂的「美學無意識」(l’inconscient…See More
Jun 25,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3)

藝術的詩學/再現政體Rancière緊接著定義了他稱之為藝術的詩學或再現政體。在這種再現或階序性的政體中,「藝術」(l’art)乃透過了「製作/模仿」(poeisis/mimesis)的對偶而被進行了辨識。「詩歌」或「藝術」的事實/行為(fait)5,對於敘事、情節的布置安排、對於行動的再現以及「精緻藝術」(« beaux-arts…See More
Jun 22,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2)

現代性論點的微薄利益與藝術的種種政體而在第二章中,Aspe和Combes則就前衛藝術、現代性以及後現代性的範疇是否向美學與政峙間的扣連關係提供了某種概念化模式的這個問題向Rancière進行了提問。針對這個問題,Rancière首先點出了前衛藝術與現代性論點的某種問題性或不純性(impurity)。Rancière指出,前衛藝術和現代性的論點事實上融合了兩種不同的想望:一種是普遍意義下的藝術(arts en général)的某個政體的歷史性,另一種則是在此藝術政體的內部進行操作的期待以及斷裂的種種想望,某種政治主體性的形構。於此,為了更進一步地釐清問題,Rancière便著手進行了三種藝術的認同政體的定義和區分。影像的倫理政體首先是影像的倫理政體。Rancière指出,在這種反對擬像(simulacres)的柏拉圖式的政體中,「藝術」(l’art)根本不存在(藝術尚未個體化4)。有的只是種種製作的方式,種種使用的方式,種種「技術」(arts)或種種影像的存在方式(l’être de…See More
Jun 21, 2020
字詞過度 posted a blog post

楊成瀚·洪席耶的《感性分享:美學與政治》(1)

前言這本書的內容實際上是Rancière對《艾莉絲》(Alice)季刊的主編慕希耶勒・ 康布斯(Muriel Combes)和柏納德・艾斯普(Bernard Aspe)1的提問所進行的回應。於〈前言〉中,Rancière便提到,他要處理的不是普遍意義下的藝術理論或藝術的某個理論,不是藝術作品對感性所造成的效果的問題,而是對種種藝術進行思考及其辨識(identification)的問題,或是我們究竟該如何—在前衛美學/政治理念已轉變為某種鄉愁情調(境遇主義者),在許許多多藝術終結/回歸、影像已死的論述、奇觀、擬像、「無法呈現」(l’imprésentable)或「哀悼」的思想(Lyotard)氾濫的今日—重新賦予「美學」意義或形塑「美學」與「政峙」(le politique)2扣連的種種新模式,形塑「感性分享」(partage du…See More
Jun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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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娟《從柏格森論「不可共量」的觀念談人論》(13)

本文藉由 呈現 和 探討柏格森 論述 內在與外在不可 共量的 觀點 反 思 人 論 。科學實證主義 的規則 長期 以來 主掌 著 知識界 人 普遍 以柏格森所稱的「量性」的外在世界以及智性所建構出來的準則來衡量自己、衡量 他 人。 人類的知識大廈已經習於從觀察量性的世界 尋求建造 規則,如今 腦 科學在高度精密的儀器 之發展和 協助下信誓旦旦地 描繪 人類圖像 、定義人的本質, 使 「人是什麼?」 成為全然攤在手術台上 以 及 置 於 磁核 共振成像( MRI)或神經顯影 MEG)等儀器 中 可 以 回答 的 問題 。 人 並且使用各種方式製造自己,如同製造充斥於市場的各種 產品 。柏格森的意識和延持(時間)理論 所 描繪 的是 另一種人觀和世界觀的典範,這個 典範告訴我們,意識中的延持是 人 之所是的重要依據以及重要線索 。那 是 內在的 質的範疇,與 外在 可以量度、複製的量的世界不可 共量 。 因此 不應該也無法 使 用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 以及種種政治制度和法律規範來定義人的本質以及人的價值。要回答「 人是什麼 ?」必須同時注重 對人所具的 量與質的 範疇之…See More
Jun 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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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6)

Posted on November 21, 2020 at 6:30pm 0 Comments

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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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5)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20 at 1:30am 0 Comments

三、作為中文術語的“文化治理”

雖然以本尼特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關注了文化與治理問題,但“文化治理”在他們的著作中,其實並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核心概念,被提出和系統性地探討。201310月, “ 2013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能動與反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臺灣落下帷幕, “文化治理”在臺灣地區早已是,而且依然是一個熱門的論題。⑥[12]而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的正面提出與理論性探討,也主要有賴於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的研究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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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4)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20 at 1:00am 0 Comments

在文化與治理對接的過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手段,因為“就這個術語指涉著下層社會的道德、風習、行為方式而言,它是對象或目標”;而就藝術、智性活動這樣的狹義文化“對道德、習慣、行為符碼等領域,進行治理性干預和管理”而言,它又是治理的工具。[8]可以看到,當治理與文化相關聯,文化本身的廣狹二義間也被架起了動態溝通的橋梁。

 

在本尼特對文化與治理問題的思考中,也有一些值得指出的要點。在深入剖析治理術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機制時,本尼特首先反思了霍爾對社會被建構特性的論述。這種對社會屬性理解的“文化轉向”(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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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3)

Posted on November 9, 2020 at 3:30am 0 Comments

事實上,除此之外,福柯還在其他一些文獻中,正面闡釋過“治理術”的概念。譬如:“‘治理術’意味著自我指向他自身的某種關係;個體在處理彼此關係時,會自由地使用一系列策略,而我就想用這個概念來涵蓋所有建構、界定、組織和工具化這些策略的行為實踐。”[4]



在這里,福柯強調了治理藝術中,主體“自我”和“自由”的維度,說明治理不僅涉及他人治理與不自由的規約,還涉及自我治理與自在、自由的層面。“自我”、“主體”等問題其實也正是福柯後期理論中的重要論述對象。治理與自我不能分開,治理他人並不意味著強迫他人按照治理者的意志行事,而是要在壓制技術與自我構建、自我修正過程之間的互相衝突、互相補充中尋找一個“多元化的平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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