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主宰者不是激情，而是明察；不是虛無縹緲的思辨和構想，而是腳踏實地的分析與描述；不是高高在上的綱領，而是細致入微的分析研究；「不是泛泛地進行論證，而是去接近實事本身」。胡塞爾其所以要求哲學需要「嚴格(streng)」，海德格爾其所以強調思想需要「審慎(Sorgsamkeit)」和「小心」(vorsichtig)，意義均在於此。這種「嚴格」、「審慎」的態度要求我們不是作為真理的締造者或擁有者去發佈綱領、構建體系，而是面對具體問題進行含有實事的描述分析，理解各種人生、社會、世界的現象和本質內涵以及它們之間的奠基關係。

維特根斯坦、錢鍾書的述學文體還可借用喬治·斯坦納的「畢達哥拉斯文體」一說予以概括，喬治·斯坦納曾如此展望未來的文體：如果我們完全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使特定的時刻具有特定風格和文體的決心，作家的語言媒介與音樂和數學的近緣性，以及直接從語言產生、我們接近沈默（魔力核心）的弦外之音——一個名字或一個隱喻就會自動浮現，將不同的書籍聚集在一起。只有認識到事物所屬的類別，才能完全把握事物之間的關係。因此，在布萊克和克爾愷郭爾開創、一直延續到維特根斯坦的創作領域中，那種看上去斷裂的、各具特色的系列，或許逐漸被我們視為新文體的一部分。我將這種新稱為「畢達哥拉斯文體」。

不僅僅因為這種新文體中有音樂和數學，有關於沈默和死亡的永恒沈思和哲學，而且因為前蘇格拉底派哲學（或者我們從那些一直模糊卻具有強力秩序的片斷中獲得的東西），提醒我們想起文體仍然是具有驅逐亙古混亂的巫術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哲學和礦物學用的是詩歌語言，語詞有催人起舞的力量。

維特根斯坦、錢鍾書接上了「知行合一」的古老傳統，以數十年的生命歷程去體悟生活世界，並將畢生的修行與修為，通過「斷片」形式予以呈現；維特根斯坦、錢鍾書都是以「畢達哥拉斯文體」寫作的典範，這一文體的「根苗」，在中國先秦、古希臘羅馬、希伯來、古印度等「軸心時代」的著述之中，便已赫然可見。

在《人生之體驗·導言》里，唐君毅坦言：愈是現代的人生哲學之著作，愈是讓人喜歡不起來。為什麽呢？這些著作不能與人以啟示，透露不出著者心靈深處的消息，且足以窒息讀者之精神的呼吸；反之，中國先秦諸子典籍，希伯來之新舊約，印度之吠陀，還有古希臘哲學家「斷片」式箴言，其中自有著者的心境與精神、氣象與胸襟，並以其天縱之慧，抉發人生價值，示人以正路。

維特根斯坦說得妙極：「缺乏傳統的人希望有傳統的存在，就如同一個渴望戀愛的人那樣，希望有愛的存在。」這就是我們不時回望傳統的緣故罷。(2020年06月08日;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吳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