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的「場所哲學」繼承了西田哲學對生命的關注的主題，這從他對人的無意識、人的身體的場所性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與西田一樣，中村也吸收了榮格的心理學思想，對意識的「自我」與無意識的「自己」做了區分，強調了「無意識」作為人的存在根據的重要性。但中村的「場所哲學」又對西田哲學做出了重大修正，那就是他沒有像西田那樣把「場所」限定為一種心理事實，而是進一步擴展為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宏大的背景。這就是固有環境、社會共同體與象征空間的「場所」所表達的意義。日本當代的許多哲學家也力圖從本土的神話傳說、民俗和宗教中發現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從而更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結構，對日本人的生命有更準確的觀照。可見，對人的存在根據的關注和追尋是日本現代哲學的共同主題。

與這一主題相關聯的是日本哲學對現代性的批判姿態。早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哲學界和知識界就有過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西田幾多郎的門下西谷啟治與下村寅太郎是這次所謂「現代的超克」[20]思潮的重要論客。前者認為西歐的現代性問題在於「知」的分解，解決的途徑在於「主體的無的自覺」；而後者則認為現代性問題在於人的身心關係的失衡，要克服這一弊端，需要在機械與人類的共生關係中恢復人的身心關係的和諧。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成為現代化的社會，現代性的種種問題重新受到關注，哲學界與歐美的後現代思潮相呼應，「自我同一性」、「無意識」、「場所論」、「身心合一」等成為日本哲學界的共同話題。特別在知識論方面，針對長期占主流地位、追求邏輯完美的科學之知，哲學界提出「述語邏輯學」、「臨床之知」、「曖昧哲學」等理論來表達新的知識模式。

雖然中村的「場所哲學」的主題之一仍然是對現代性的批判，但作為有著深厚西方哲學背景的學者，中村的哲學思索的視野更廣闊一些。這從他以「北型之知」與「南型之知」來分析概括歐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努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謂「北型之知」即起源於北部歐洲的文化類型，包括「禁欲主義、效率主義、理性分析」等要素；而「南型之知」則是地中海沿岸的思考模式，重視「感性的解放、遊戲與祝祭、共同感覺（統括五感的根源性感覺）」。長期以來「北型之知」占據主導地位，而現在則到了以「南型之知」匡正「北型之知」帶來的現代性流弊的時期。中村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從日本—歐美、或東洋—西洋的二元對立模式去分析現代性及其超越問題，而是對世界文化總體做出類型化分析，明確了無論歐美文化還是日本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復合體，其既包含著現代性要素也包含著超越現代性的要素，現代性的超越只有通過特定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調適、自我轉換來完成。顯然，中村的這種思考模式的提出與他對意大利哲學特別是維柯哲學的關注分不開。正是對維柯的「論題法」所代表的知識傳統的認知，使中村意識到歐洲文化不是單線條發展起來的單一文化，而是一種複合文化，從而克服了日本學者常有的將歐洲文化簡單化、模式化的傾向。

在歷史上，哲學與宗教的關係十分密切。如維柯的整個實踐哲學都是結合理性神學、天啟神學、自然神學和公民神學為其道德-政治學說奠定基礎。日本當代哲學的宗教背景同樣不可忽視。如西田在其哲學代表作《善的研究》的最後的第4編即《宗教》中，指出「真正的宗教的覺悟」是「一種知的直觀」、是「對深層生命的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