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的思想淵源並不明確，布爾斯廷對任何大型哲學問題的回避似乎是典型的美國風格。但其實作者可能承認，他的作品更容易追溯到歐洲大陸的思想。早在1843年，照相機發明後不久，費爾巴哈就給「我們的時代」貼上了這樣的標簽：「重形象而輕事物，重摹本而輕原物，重再現而輕真實，重表象而輕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提出的疑問，「如果印刷機存在，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伊利亞特》」，暗示了布爾斯廷對圖形革命重塑話語結構的強調。在誇大媒介對認知的影響方面，麥克盧漢與布爾斯廷並沒有太大不同。

不過《幻象》的價值與其說來自它所建立的知識淵源，不如說來自該書所描述和預見的美國文化的相關特征。對於這種文化的合成性、虛幻性和華而不實的特征，有什麽補救辦法嗎？除了保持警惕之外，布爾斯廷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沒有立法、沒有政策、沒有新的機構來築堤抵禦偽事件的泛濫。作者只要求讀者對身臨的困境有深刻的認識。他認為，祛魅的任務最終是讀者的任務。他開出的是每個人都必須解放自己的個人主義藥方，以求知來治療，「了解我們的疾病，探索折磨我們的事物，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療法」。

面對大眾文化的陰險影響，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將他們的著作作為抵抗的一部分，作為對現實予以「大拒絕」（the great refusal）的貢獻。（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存在的「總體異化」現象開出的藥方，即要同「現存的一切東西進行完全的、徹底的、絕對的決裂」。）面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輿論》（Public Opinion, 1922）提出了通過建立「情報機構」來促進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面對圖形革命虛幻的後果，布爾斯廷除了保持警惕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補救措施：「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清醒過來，必須調節自己的期望，必須讓自己準備好接收從外界而來的信息。第一步就是開始懷疑，認清確實存在一個外部世界」——作者如是總結。由此，僅僅看見形象是不夠的，必須看透形象。或者正如《國王班底》（All the King's Men，1946）中的一句話：「歷史是盲目的，但人不是。」

正是在此處，《幻象》顯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布爾斯廷並不了解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對形象的迷戀並不一定是汙點。憑借形象看世界有其自身的道理——它不同於以往看世界的方式，但未見得就劣於那些方式。有時人們不想要原物，只想要模仿，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上空虛無力，而是因為他們想要從布爾斯廷所推崇的現實之重中解脫出來。

在歷史的後視鏡中，物體可能看起來比當時更大。回望過去，我們更容易認清上個時代的人可能朦朧注意到或理解的事物的意義。1960年，布爾斯廷斷言「我們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無論他們還做了什麽——以某種方式增進了我們對過去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生存意義的理解」。這就是《幻象》一書的初衷。與六十年前相比，形象喪失了新奇性，但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與日俱增。也因此，《幻象》值得深思、延伸、廣為推行，而不僅僅是出於它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