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道理、任何理論，都要與時俱進。不與時俱進，任何原先的「是」都有可能變成「不是」或「非」。

中國哲學求「是」既不脫離「史」，同時又必須因「時」，這兩者相互作用，使得中國哲人求「是」的思維活動在古與今、新與舊、繼往與開來、傳承與創新之間形成一種必要張力，從而使中國哲學之求「是」既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不乏創造性和生命活力。

五、「是」與「勢」

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21]31在事物成為其所「是」的過程中，「勢」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管子·君臣》篇說：「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6]174

任何事物或事情其實都有一個「其勢固然」的「勢」，或曰必然趨勢。「勢」就是在特定背景環境下事物發展的一種客觀趨勢，是一種當下可以感受到的、自然而然且不得不然的潛在的「是」。它雖然還不是現實的，但卻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勢」也指一種可以借用或可能發生作用的潛在的資源或力量，如《淮南子·兵略訓》論述用兵之道有「三勢」，即「氣勢」、「地勢」、「因勢」[4]2592260。

「勢」對事物的發展和可能出現的結果有關鍵的作用，因此「因勢利導」、「審時度勢」非常重要。哲學的求「是」，也包括準確地把握這個潛在的卻又是固然的「勢」。凡在特定環境局勢下「勢不可也」、「勢莫便也」的理論主張，皆屬於非「是」。哲學所求之「是」與「勢」的關係，一方面說明「是」不能脫離具體環境下事物發展的必然走向和勢態，總是受制於一定的「勢」而不得不如「是」；另一方面，正因為哲學之「是」能把握並體現「勢」，因而哲學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對實踐的指導性。

當然，「勢」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勢」發生了變化，「是」也應隨之作出調整。例如賈誼《過秦論》分析秦朝滅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22]217。到底施仁義「是」，還是不施仁義「是」?那要看「勢」。攻守之「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還不施仁義，就不「是」了。

「實」「事」「史」「時」「勢」五者，就構成了中國哲學之「是」的闡釋背景或闡釋環境，或曰整體的語境。這五個單音詞在後代往往也可以組合成一些復合詞，如「實事」、「事實」、「史實」、「時事」、「時勢」、「事勢」等，這些復合詞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指稱著我們這裏所說的闡釋背景或闡釋環境。哲學只能在這種特定的闡釋背景或闡釋環境中來理解和闡釋「是」，因此「是」總是在一定的「實」「事」「史」「時」「勢」中的「是」。

賈誼《過秦論》說：「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22]217這就是綜合參考各種情勢，在具體闡釋背景或闡釋環境下辯證地探求和論證治國之「是」的中國哲學態度。

中國哲學的這種「是」，雖然沒有「上帝」或者某種彼岸的、先天不可知的神秘前提作為其權威性可靠性的保證，但卻也因為其綜合引證、多重制約、辯證推論，擔保了它的正確性、可靠性和權威性。

同時，在「實」「事」「史」「時」「勢」中求「是」，還體現了中國哲學在總體上的一些特征：一是其實踐性，注重「實」「事」，重視實踐經驗和歷史經驗，而非局限於純粹的邏輯和理論思辯。二是其人文性，強調「是」總是人的「是」，是人在特定空間和時間中，也即一定背景下的理解和闡釋，不是脫離了人的價值論的「是非」來孤立探討所謂本體論的「是」，也不是來自上帝或彼岸世界的啟示。三是其辯證性，表明「是」是在歷史和時間中的建構，並隨「時」「勢」而發展，並非永恒不變的形而上學理念。

(作者徐克謙簡介：徐克謙(1956—)，男，博士，南京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範大學，江蘇南京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