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伯丁郡東北部，一般把最後一捆谷子叫做克里阿克(Clyack) 。總是由在場的最年輕的、穿著成年婦女服裝的姑娘來割它。人們興高采烈地把它帶回家去，保存到聖誕節早上，然後把它給懷小馬的母馬吃，這是說農場有這樣的馬的時候，如果沒有就給最老的受孕的牛。

在別處，這捆谷子分給農場所有的母牛和小牛，或全部的馬和牛。在法夫郡，最後一把谷子叫做閨女，由一個年輕姑娘割下來，做成一個粗糙的娃娃形狀，綴上綢帶，用綢帶把它掛在農場廚房的墻壁上，直到來年春天。在因弗內斯郡和薩瑟蘭郡也都有割閨女的習俗。

把谷精稱為新娘、燕麥新娘、小麥新娘，這是給它定了一個更成熟一些，但仍然很年輕的歲數。在德國有時對最後一捆谷子，和綁這捆谷子的婦女都這麽稱呼。在摩拉維亞 [捷克一個地區]…

原以為遠遠地處在南美洲一個角落裡的烏拉圭不可能有華人餐館，然而，蒙地維都的居民卻告訴我們，當地有兩間氣派很大的，生意都很好。一間已經開設了十年以上，另外一間，營業至今只有四年餘。老招牌菜式多，新招牌花樣繁，各有所長。我們查了查地圖，發現新招牌距離旅館較近，所以，當晚就乘了公共巴士到那兒去。

餐館的生意果然不錯，才八點多，偌大的餐廳就已經坐滿三分之一的賓客了。隨意瀏覽了一下，發現食客全是烏拉圭人。畢竟華人住在這兒的是少之又少的。

一名老板娘模樣的中年婦女就站在櫃臺邊，一看到我們，她立刻挪動肥胖的身軀迎了上來，一臉都是燦爛如花的笑容。…

我對姓名花押有何意見呢？我說我十分厭惡姓名花押，尤以出現在抽扣時為然，或者是歪七扭八夾纏在一堆日本象形文字里面，那日文的意思還是“非禮勿碰左胸”。約瑟夫聞言點頭。他以前有次對一位美國主顧問起花押這事，對方粗聲粗氣回了一句，“我知道我叫什麽。”不做花押。我們還有一件未了的小事待理，這便是有些法國佬形容得又準又狠的“苦差事”——算帳這痛苦的一刻。這自然又得由人領著我搭電梯暉。我們在等電梯的時候，我注意到墻上掛著一張捧在框里的證書。發證書的年份是1869年，由威爾斯王子授與，親切地表示欣然批准夏維君擔任他於巴黎的襯衫大師傅、（王子在他經常往來的大城市中，顯然都各有一位襯衫師傅；或許是因為19世紀燙洗衣物速度不快，而有以致之吧！）…

許多比較普通的團聚景像令人不禁納悶其中的興奮之情要怎麼持續下去。瑪雅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12個小時。自從她的班機飛越了愛爾蘭海岸，她就一直覺得坐立難安。飛機下降至9000米的高度之時，她已開始期待詹弗蘭科的碰觸。不過，等到他們終於見面，緊緊擁抱了8分鐘之後，這對情侶已別無選擇：他們該出機場去開車了。



人生中有一種說來古怪、但終究頗為恰當的現像。在我們滿懷激動地與心愛的人重逢之際，人生卻總是要為我們的情感關系投下一大障礙：也就是必須繳付停車費，並且在立體停車場內找尋出口。

話說回來，我們在毫不留情的熒光燈底下努力維持文明有禮的表現，也許會因此想起我們當初踏上旅途的原因：借此讓自己能夠抵禦世俗生活經常造成的庸俗而憤怒的情緒。…

3.敘事行為效用

在敘事情境及敘事者效應中，講故事相當於結果，說者、聽眾與組織制度環境因素是原因。但講故事也有獨立的影響，在社會秩序、組織運行和政治動員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符號互動論認為，講故事相當於社會交往（social transactions）和角色互動，參與者共同完成了故事的講述。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則，它們雖未被言明，卻維系著常識社會的運轉，講故事與日常生活相互構建。

例如，組織研究發現，部分組織任務需要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才能達成。通過講故事，職員間交流工作經驗、界定角色責任、學習新技術、解決遇到的問題，講故事扮演著“非正式的培訓”的角色…

安德烈在彎來彎去的小路上開了將近半英里，矗立在窮鄉僻壤之上。就建築物本身來說，它並不起眼，兩層樓，外表塗著常被用來蓋住原始建築結構的粉紅色及泥；也許不起眼，但維持得很好。一排爬有葡萄藤的棚架橫越房子的正面，以及一處擺有桌椅的露台俯看由聚光燈所點亮的花園，里面種有絲柏、夾竹桃，以及一棵起皺的老橄欖樹。 

“抱歉，塞魯斯。”安德烈開入剩下沒幾個車位的停車場。“我收回我剛才的話。這個地方看起來很正點。” 

他們走向露台時，有幾個頭轉過來瞧他們，他們看到法蘭岑陶醉在交談之中，對象是一位體型修長、姣好的女士，身上的灰洋裝襯托著頭上的花白頭髮。…

他領我到更衣間，交給我6件襯衫試穿一番。待我穿到一件衣身穿來十分舒適、在經驗老到的約瑟夫看來也很順眼時，他就打電話給打版師——這是位衣冠楚楚的紳士，穿了件精致、考究的襯衫，脖子上掛了一卷軟尺。

那卷軟尺接著移駕到了我脖子上。然後，他開始量我的肩膀到手肘、手肘到手腕，以及手腕二圈的長度，左手腕的袖口略加一些寬度，好容納我的手表。約瑟夫把這些尺寸全記在他的小簿子上。

 …

他是待娶的“新娘”了！

在這良宵

為了那個老人臨終的囑托，

為了愛的最後之媾合，

他倚立在紅氈毯。

一個牧羊婦捧起熏沐的香爐

蹲伏在他的足邊，

輕輕朝他吹去聖潔的…

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

看來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只得前往印度洋，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線索。在馬爾代夫首都馬累，我和攝影師住進“放鬆”旅館，但是我們卻無法服從它的命令、放鬆下來。起初5天我們一無所獲，走入死胡同。為了消磨一無所獲的兩次會面之間的閑暇，我們在城市里閑蕩，參觀表現愛國主義情懷的紀念碑和清真寺。在“海鷗”咖啡館後面，我們發現一小片埋葬著已故度假者的墓地，他們大都來自挪威、德國和英格蘭。他們在此地為人緬懷，這並非因為故國不再歡迎他們，而是他們的親人想讓他們在這片比冰天雪地、濃霧彌漫的故國更明媚宜人的土地上安享來世。安葬在這塊墓地上的人並不僅限於那些設法在此故去的人，也包括人數相當、熱切希望在此死去，最終卻在別的地方了賬的眾多人士。或許，他們是被隆冬季節侵襲陰雨連綿的歐洲平原的某種病毒奪去了生命。 …

我想, 至於動這麽大幹戈嗎？被閹掉的司馬遷在兩千年前, 只用了不到兩千個淺顯漢字, 就讓我在兩千年後, 看得兩眼發直, 真魂出殼, 知道了什麽是立意皎然, 不欺其志, 名垂後世。又聽說, 片子拍出來後, 媒體上到處報道, 還跟奧斯卡扯上邊, 好像誰要是不看誰就沒文化誰就沒品位誰就不尊重華語聲音, 跟送禮都要送“腦白金”似的。盜版一點也見不到, 跟各級政府、武警、公安局都有積極參與似的。深圳提前首映, 一人一票, 入門搜身, 查身份證, 比到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看老人家遺容都嚴格。片頭廣告早賣出去了, 遊戲改編權也早賣出去了。

我想, 壞了, 琢磨著像有騙子在整事兒, 紡織機器已經啟動, 皇帝的新衣正在制作。…

（四）故事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故事能夠利用自身的結構邏輯，不斷地吸取外部信息，進行自我加工、自動修復、自我完善，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完整結構和功能的有機體。



山曼曾給我講過一個“驢吃草”的故事：一個農民牽著一頭驢到鄉政府辦事，驢把鄉政府門口的草給吃了，農民遭到了鄉幹部的訓斥，於是牽過驢子，啪啪給它兩耳光，罵道：“你這頭蠢驢，你以為妳是鄉幹部，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啊？”





早期的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可是過了不久，故事又出現了一個“加強版”。根據相似的結構邏輯，故事進行了自我加工和完善：驢子轉過身來，反踢農民一腳，罵道： “你這蠢貨，你以為妳是警察，想打誰就打誰啊？”…

按魏斐德的博士生葉斌的說法，魏斐德繼承了列文森有關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見解，即認為未來的世界歷史應該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價值的和諧共存，是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與世界主義的和諧共存。不幸的是，在尚未充分展開其相關思想時列文森突然辭世。作為他的學生和同事，魏斐德進一步闡釋並發展了這一史學觀。

美國學術界在傳承關係上如此脈絡清晰，實在讓人嘆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傳統。它有如地圖，標明每個學者的位置，並為後繼者指點方向。不懂得傳統的人正如沒有地圖的旅行者，不可能遠行。

1992年年底，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魏斐德發表就職演說《航程》。他的弟子之一傑森（Lionel…

接著，他向准尉佩索阿打了一個手勢。這是一個肌肉發達的矮個子混血種，他有一張食人猛獸般的大嘴巴。他的足球踢得十分出色，腳頭上頗為有力。佩索阿快步走過去，他微微一側身，飛起右腳，一道閃光從地上騰起，啪的一聲踢了出去。雷維亞立刻發出一聲哀叫。甘博亞命令這個士官生歸隊。

然後，他說：“哎呀，佩索阿，你的力氣呢？你沒有踢動他呀！”

這位准尉的臉色發白了。他那两隻斜眼緊盯在努涅斯身上。這一次他運足力氣用腳尖猛然一踢。那個士官生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彈出兩米，跌倒在地上。佩索阿忐忑不安地瞅瞅甘博亞。中尉微微一笑。士官生們笑了。努涅斯這時已經爬了起來，他用兩手揉揉屁股，也笑了。佩索阿再次用足力氣踢過去。烏里奧斯特是一班、也許是全校身體最結實的士官生。他微微叉開雙腿以便更好地保持平衡。這一腳飛去，他基本上沒動。…

三、任氣行俠：抗爭政治中的氣

下面要分析的是氣在鄉土中國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關於這個概念，參見Mc Adametal.，2001：7－8）中的展現形態。與日常生活相較，這里所說的抗爭政治有三個特點：其一，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本上是民眾與民眾之間的關係，而抗爭政治主要涉及民眾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二，日常生活分析的基本行動主體是單個的個人、家庭或宗族，而抗爭政治分析的基本行動主體是多個個人、家庭或宗族組成的群體；其三，日常生活分析的行動基本是制度內的行動（包括打官司在內），而抗爭政治分析的行動是制度外甚或反制度的行動。我把氣在抗爭政治中的總體形態稱為“任氣行俠”。其具體含義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這也是她為這座叫“蓉”的城市留下的一段深遠的雅韻。

為此，有一天朋友設了飯局，正在浣花溪公園，我特意早到，到公園中專門去看那里的芙蓉花。雖然，現在開花的肯定不是薛美人當年行經的那一些，但想想，這里就是她行經，並和匠人合作制箋之地，心情畢竟與在別處看見，還是有些微的不同。

可惜的是，薛濤此箋已經失傳。記得在四川大學旁的望江樓公園的竹林深處，見過一個售紀念品的小貨亭，有薛濤箋賣。就是普通的八行箋而已，只是有些暗暗的花紋。機器時代，早就遺忘盡手工的精致與深情了。…

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里，主人翁蓋茨比的衣櫥內有許多襯衫。“像磚頭一樣12個一落疊起來……純亞麻的，厚蠶絲的，細法蘭絨的，……條紋的，渦卷紋的；蘇格蘭呢則有珊瑚紅的，蘋果綠的，淺紫的，淡橘的，都有印度藍的姓名花押。”

蓋茨比顯然是個愛物成癡的人。雖然有人對他酷愛珊瑚紅、淡橘色還有渦卷紋的病好，可能無法茍同——尤其是那渦卷紋——但是你倒無由否認，衣櫥里成疊、成疊的襯衫，看在眼里確實是一大快慰。沒有男人會嫌襯衫太多的。我就不能。所以，我是踏著輕飄飄的腳步，握著哆哆嗦嗦的錢包，跑去拜訪夏維（Charvet）這家店的。這是巴黎最有名的襯衫店，我要去親自發掘這家老店叠經大戰、經濟大蕭條，以及詭通多變的時尚洗禮，依然能屹立151年於不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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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行動的講故事

深入故事文本內部固然可以作出極為精致的結構化分析，但這種深度解碼也同時造成了它的困境。首先，這種路徑將每個故事都視為，一個獨立且具有完整性的意義系統，視點集中在系統的內部，因此生產這一意義系統的社會情境則被置於盲區。米什勒（Elliot Mishler）認為，拉波夫一派的研究沒有關注訪談情境在生產敘事中的作用，而是假定故事就在那里，只待發掘…

以筆者訪談的一位商人業主C的敘述為例。當他回憶自己的一次庭審經歷時說了這樣三句話：（1）當事人在陳述意見，法官不聽了，走了。（2）這在全世界的法官中都是罕見的。（3）大家都很憤怒。三句話中，只有第一句和第三句是敘事句，拿掉第二句不影響整個故事的走向，但調換第一句和第三句的位置則會改變故事的含義，形成另外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大家很憤怒，所以法官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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