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1年，袁貽瑾就利用廣東中山縣李氏家譜，對該家族自1365至1849年間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計算出這些人在不同時期20歲時的預期壽命〔5〕。臺灣學者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一書使用的資料，包括50個家族中的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組了42785個核心家庭，是迄今為止利用家譜人口資料一項規模最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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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一些家譜稱始遷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來某地當官、駐防的，實際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沒有下過這樣具體的聖旨，這些始遷者也不是什麼官員或將軍，所謂“奉旨“無非是流亡到此開荒定居後得到了官府承認被納入編戶，或者就是被綁著雙手押送來的。這種情況在遷入四川、湖廣（今湖北、湖南）、安徽和華北各地的移民家族所修家譜中都很普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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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家譜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已經受到有關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總的來說，家譜的文獻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別是從已有的成果看，普遍存在著一些片面性，反映出一些學者對家譜的局限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茲擇要論說。 

一、家譜與移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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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由於從體制內掙脫而出，我不僅沒有窮困潦倒，而且在時時感受著富有。當然，這種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種穆斯林的幸福。在這過程中，我接觸到了體制外的含義。 

1989年之後，我站到了體制之外，似乎體制也在對我孤立，什麽學會、學報、出國、進修、評獎、"國家津貼"，各式各樣的便宜，都清除得幹幹凈凈。

那以後我憑借的東西只有一樣：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麽原因水平降低，我就會失敗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敗，以前一切清潔的選擇就似乎變成否定，因為這個社會唯以成敗論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