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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下)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采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See More
Nov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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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中)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麽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裏,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裏,你們怕什麽?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制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See More
Nov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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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上)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沈痛,“除了…See More
No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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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5)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文獎會”看重長篇小說,那時小說以創造人物為首要,反共小說裏的中共幹部是什麽樣的角色?事關對中共的認識和研究。那時黨內黨外都跟研究中共問題叫“總裁心理學”,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結論,反共小說(還有戲劇)也成了“總裁心理學”的一個章節。中國共產黨興起,並非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為“西風東漸,俄…See More
No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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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4)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面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才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陳雪屏,據說是防範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准,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獎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See More
Nov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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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3)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後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了所有的發表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線條,乾乾凈凈的版面”,數十年後,小說家孟絲還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靜矜持,從未參與“集體暗示”。陳紀瀅是“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中國文協實際負責人,他推介一篇書評給中央副刊,耿老編照樣退回。蕭鐵先編《掃蕩報》副刊,後編《公論報》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聯合報》發刊,正值文獎會作…See More
Oc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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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2)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今考其時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我那時未改下級軍官的生活習慣,提前十分鐘到場,場中只有一個接待人員站在門內,西裝整齊,和藹可親,後來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業主編。他引我入內,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時毫無社會經驗,完全不知道會場的席次怎樣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編很客氣,他…See More
Oc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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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1)

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民國以來,直系、奉系、皖系、什麽系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產黨的革命別有大志,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面的人對裏面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臺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面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這年年底,臺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出語驚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臺灣已成前線,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閑。那時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See More
Oc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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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5)

以前種種後來又是怎麽知道的呢,都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人生如戲,莎士比亞的臺詞有一句:“臺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什麽都會說出來。”人有泄漏機密的天性,人到中年,會說出自己幼年的“齷齪”,人到老年,會說出自己中年的“齷齪”;因緣無常,效忠的手下隨時可能脫離掌握,抖出內幕,死黨很難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殺他滅口。齷齪的腦子、齷齪的手,都有一天會曝光。歲月無情,江山易改,最後“萬歲”已成木乃伊,江山風化為散沙,這些曾經是特務的朋友、或曾經是朋友的特務,一個一個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國了,他出於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惡感,讓我知道當年他手中怎樣握住我的命運而沒有傷害我。其實他仍然傷害了我。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漸漸不進“中廣”的大門,他們覺得氣氛不對。一向親近的幾個同事漸漸疏遠,因為有人要求他們偵察我的言行,久不通問的朋友忽然從臺中來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為來了才可以交差。我極力避免寫信,也不和別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丟進公廁的馬桶。我不保存來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裏泡爛搗成紙漿,再借傾盆大雨沖走。特務抓人,順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帶病上班,夏天…See More
Ju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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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4)

蕭老編的那同學屢次和我接觸,他打電話約我到新公園裏見面,從不進“中廣”大門。經過一番觀察試驗和調查之後,有一天,在新公園那棵傘蓋一樣的大樹底下,他正式勸我加入他們的組織。我當場辭謝,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們只有跟著國民黨走,與其留在外圍,不如進入核心,這樣難得的機會你為什麽要放棄?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趕快告訴他想做作家,他很納悶:“作家算什麽?社會根本沒給作家排座位,我請你屋子裏坐,你為什麽要站在院子裏?”他放棄了我,他們也從此“發現”了我,不斷發生一連串事情。辦公桌抽屜上的鎖被人撬掉了,我不聲張,也不修理,留下破壞的痕跡任人參觀。幾天以後,事務組忍不住了,自動派工匠來換鎖,我把新鎖和鑰匙都放在抽屜裏不再使用。中國文藝協會發給我的證件不見了,可想而知,小細胞發現這張蓋了大印的文件,以為是什麽罪證,拿去給他的小頭目表功。我知道他們不會把原件歸還原處,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記了放在什麽地方”,倘若失而復得,失主就會恍然大悟。員工信件由專人統收分發,我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封口的漿糊未乾,那當然是先拿到什麽地方拆開看了。那時偌大的辦公室只有一具電話,我接電話的時候,…See More
Ju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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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3)

話題一轉,保安官問我對邱楠和姚善輝有什麽看法。我的天!他們一個是節目主任,一個是工程主任,我只是個新進的小職員,剛剛試用期滿,我能對他們有什麽看法!他問我最近看什麽書,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兩眼一瞪:你從哪裏弄到他們的書!我告訴他,這是公司的參考書,公開擺在資料科的圖書室裏。幾個月後,公司裏突然出現保安人員,沒收了這批文藝作品,緊接著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學圖書館,各縣市舊書攤,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來都是我惹的禍。好不容易,保安官說:“你回去吧!”來時有車接你,去時沒車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郁悶。回到“中廣”節目部,公園裏已有暮色,節目部主任邱楠、資料組組長蔣頤都坐在辦公室裏守候。他們知道保安司令部效率奇高,如果我已被留置訊問,保安官隨時可能打電話來問長問短,或者派人來調閱我寫的文稿。後來知道,那天節目部氣氛緊張,無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塊浮冰還是冰山一角。節目部有位老者,隻身在臺,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個小小的辦公室,小到沒有窗戶,為了流通空氣,經常開著房門。他對我很關心,我不由得走進他的小房間,向他訴說保安司令部約談的經過。我告訴他,要我為政府宣傳,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覺,我無法…See More
Ma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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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2)

從保安司令部來了個年輕人,“請”我到他們辦公室談談,還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請假”,等於說一定要去,沒有理由可以推拖。說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鄭重介紹,它後來改組為警備司令部,再改為警備“總”司令部,今天談恐怖時期,“警總”惡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組都有些改進,到了警總已經文明得多了。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車,來到西寧南路,登上一座破舊的樓房。他們也是大辦公室,我站在一角聽候傳見,大約枯等了一個小時,忽有一彪形大漢指著墻壁向我大喝一聲:“轉過臉去!”接著從我背後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墻壁,墻壁新近粉刷,貼滿通告之類的印刷品,我飽吸油墨和灰石的氣味,還好,沒有流血。後來知道,“中廣”公司主管偵測員工思想的那個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聽”我跟保安官員的對答,參加分析研判。他遲到了,我不可以看見他走進來。後來進一步知道,特務機構第一次傳訊,照例對應訊的人來個“下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進入拘留所之後,首先要挨一頓毒打,而且是脫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滿地翻滾,然後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點子資歷聲望,那點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無倚仗,再無希望,你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人。你看見但丁描寫的地獄,門口懸匾大…See More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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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特務的顯性騷擾(1)

五十年代,臺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絕命掙扎,“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總計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臺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受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匪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地“擁護領袖、反共抗俄”。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See More
Ap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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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下)

Posted on November 13, 2019 at 10:36pm 0 Comments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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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上)

Posted on November 13, 2019 at 10:36pm 0 Comments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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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反共文學觀潮記(5)

Posted on November 6, 2019 at 1:43pm 0 Comments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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