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玫瑰色的輕騎摩托車，

我渴望你車輪的飛馳！

初夏時節，目送你的行駛

我忍不住流下莫名的淚水。

一個女孩緊貼著車手

面帶興奮和死亡的笑容，

我感覺她就像一隻蝸牛

弓起腰身，伏在葉片上蠕動。…

他之所以將顏色而非點線面視作藝術的本原，首先是因為點線面仍然深陷於表面的可讀性的符號秩序之中，因而無論是作為客觀現實之「再現」，還是主觀情感之「表現」，最終仍是以人為中心的。但作為絕對之形跡的顏色則正相反，它並不再現或表現什麼，「它吸納入自身之中（Color absorbs into itself）」{22}，由此最終將「人排除在外」，甚至以魔法那般營造出時間的塌縮和人格的解體。



由此方能理解本雅明這句晦澀之語：「繪畫沒有背景（background）。」{23}…

這正是本雅明試圖以反-康德的方式得出的「Erfahrung」概念。在寫於稍晚時間（1917年）的《論感知》這篇生前未刊文稿之中，本雅明甚至明確以此作為他心目中的真正哲學的本質特征：「哲學，就是以一種系統的、象征性的語言框架來演繹得出的絕對體驗。」{12}這個關鍵概括有兩個要點，一是「絕對體驗」這個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體系中顯得如此悖謬的說法，二是「語言」作為絕對體驗的前提條件，由此就與阿甘本對語言和體驗之關系的思辨直接關聯在一起。

在《未來哲學綱要》（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阿甘本應該也意識到了這個棘手的難題，因此他必須落實於一種具體的表達、溝通體驗的媒介，進而對其「純真的體驗」的可能性和切實性給出有力的例證。他在《童年與歷史》中所著眼的當然就是語言。由此他將全書的核心問題以維特根斯坦的方式概括為：「是否存在著一種對於語言自身的體驗？」⑥但這並非僅僅是語言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問題，因為語言的自指這個現象也可以跟體驗全無瓜葛，比如在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研究之中。



阿甘本所強調的其實並不是一種語言自身的現象，而恰恰是語言和體驗之間的原初的關系，換言之，他要追問的是：到底有沒有一種純真的體驗，它得以從「可說」返歸於「不可說」（「ineffable」，「unsaid」），進而得以作為語言本身的真正本源（「transcendental plac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