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稱他的文章為用平淡的談話，包藏深刻的意味。作品的成功，徹底破除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朱光潛論《雨天的書》，說到這本書的特質，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簡潔。兩個批評者的文章，都以敘事說理明白見長，卻一致推重周作人的散文為具有樸素的美。這種樸素的美，很影響到十年來過去與當前未來中國文學使用文字的趨向。它的影響也許是部分的，然而將永遠是健康而合乎人性的。他的文章雖平淡樸素，他的思想並不委靡，在《國民文學》一文中，便表現得極徹底。而且國民文學的提倡，是由他起始的。蘇雪林在她的《論周作人》一文中，把他稱為一個「思想家」，很有道理。如論及中國問題時：

希臘人有一種特性，也是從先代遺傳下來的，是熱烈的求生慾望。他不是苟延殘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實的生活……中國人實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幾乎至於全無。——中國人近來常以平和忍耐自豪，這其實並不是好現象。我並非以平和為不好，只因為中國的平和耐苦不是積極的德行，乃是消極的衰耗的症候，所以說不好。譬如一個強有力的人他有壓迫或報復的力量而隱忍不動，這才是真的平和。中國人的所謂愛平和，實在只是沒氣力罷了，正如病人一樣。這樣沒氣力下去，當然不能「久於人世」。這個原因大約很長遠了，現在且不管他，但救濟是很要緊的。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也說不出來，但我相信一點興奮劑是不可少的：進化論的倫理學上的人生觀，互助而爭有的生活，尼采與托爾斯泰，社會主義與善種學，都是必要。（周作人的《新希臘與中國》）

然而這種激進思想，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所以曹聚仁對於周作人的意見，是「由孔融到陶潛」。意即從憤激到隱逸，從多言到沉默，從有為到無為。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因之嗜好是非，便常有與一般情緒反應不一致處。二十六年北平淪陷後，尚留故都，即說明年齡在一個思想家所生的影響，如何可怕。

周作人的小品文，魯迅的雜感文，在二十年來中國新文學活動中，正說明兩種傾向：前者代表田園詩人的抒情，後者代表艱苦鬥士的作戰。同樣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異流：一取退隱態度，只在消極態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樂意味；一取迎戰態度，冷嘲熱諷，短兵相接，在積極態度上正視人生，也儼然自得其樂。對社會取退隱態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後，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蟲魚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對社會取迎戰態度，所以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然而從魯迅取名《野草》的小品文集看看，便可證明這個作者另一面的長處，即純抒情作風的長處，也正浸透了一種素樸的田園風味。如寫「秋夜」：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睒著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裡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著，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著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的，仍然瑟縮著。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著，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睒眼；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睒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仿佛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致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著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遊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哧哧的，似乎不願意驚動睡著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著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裡，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