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因為敘事學和語言學對記憶研究的介入，會造成記憶書寫的合法性危機？筆者認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敘事學和語言學不僅要解決記憶再現的“可靠性”問題，還要試圖辨析它的“有效性”問題。

“可靠性”要求我們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實，還原歷史本來的面目，屬於本體論的範疇，關乎現實；而“有效性”則要求我們深化對歷史的反思，增進我們對人類良知和社會道德的思考，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關乎對現實的建構。

當研究重心越來越從“可靠性”轉移到“有效性”上時，“受眾”（記憶外空間）的價值立場和道德判斷，就會強勢“侵入”記憶的內部空間（主體、對象和記憶行為），並左右甚至改變被記憶對象的性質，令其有可能從真變假，由好變壞。記憶的倫理性因此成為一個顯著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這也是記憶之建構性的另一層含義。在某種程度上說，它也使記憶的書寫成為一種“雙重刻寫”。記憶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它能記錄歷史，無論對個人生活還是集體歷史，它都能夠充當最接近真實本貌的“見證者”，這一點不可能也不會因為記憶再現的符號化而被動搖。

但是，也許記憶的偉大使命並不僅止於此。雖然記憶的真實性受到符號表現及文本表征的影響，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多元化的、有生命的、有立場的記憶書寫，卻又可以沖破一元論的、同質化的記憶烏托邦的迷霧，增進人類群體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歷史錯誤的修正，也為人類構建更善更美的道德理想形成巨大的推動力量。

記憶的真實性問題不能被神秘化，各種方式、各種立場的記憶言說都應當被允許，我們能做到的，就是以現在為立足點，通過個體的記憶表述將眾多的歷史細節篩選、過濾，通過反復的“敘述”，來修復歷史和文化所受到的傷害。這也是記憶倫理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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