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一個時代的“閱讀史”(4)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

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熱”,顧淮遺著和有關顧作品隨之暢銷。

 

在這30年閱讀中,海外華人學者佔據了重要位置。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唐德剛的中國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學”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陸“新儒學”。放眼望去,新儒學已蔚為一時之盛。 

大陸學者,在整個1980年代影響最大者莫過李澤厚,確可用“獨領風騷”形容,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對一代人的影響之深,後人恐難以想像。

 

當然,30年來,對上述種種“閱讀”,一直又有時強時弱的嚴厲批判。這種批判,總是倚傍政治權力而形成強大壓力,使這種閱讀並不順利。 

上世紀80年代,知識界幾乎是一邊倒地呼喚“輸入新知”。經過80年代最後一年那場巨大“風波”後,在“主流”的調控下,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而傳統文化成為愛國主義重要資源。

從90年代起,“傳統文化”的熱潮持續不斷,各種傳統典籍一直熱銷。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道“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中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其他各媒體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道和文章,中央電視臺專門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道。“國學”被納入愛國主義話語後,有關圖書越來越多。

 

如果說傳統文化本位論者從“傳統”、“前現代”角度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現代性”觀念進行批判的話,從1990年代起,隨著西方後現代、後殖民理論的引入,其論者則從“學術前沿”、“後現代”角度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對啟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質疑。利奧塔的《後現代知識狀況》、薩伊德的《東方學》殊為中國的“後學家”看重。 

30年的“閱讀史”在某種程度上,即30年社會的“心路歷程”,若有心人將這30年圖書的發行量、圖書館借書單、書店排行榜詳加統計、分析、研究,對這段“心路歷程”的記錄將更精確,對我們理解自己、對後人理解我們,均大有裨益。(2010-07-20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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