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的家國情懷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家的責任與社會擔當。這主要體現為「詩言志」和「興寄」論。最早提出「詩言志」的是《尚書·堯典》。此後，諸多典籍如《左傳》《莊子》《毛詩序》多次申說「詩言志」。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時，詩人徐遲請他題字，並向他請教怎樣作詩。毛澤東題寫了「詩言志」三個字，這三個字後來成為毛澤東為新創辦的《人民文學》的題詞。「詩言志」中的「志」不是一般的志，而是家國之志。

「興」本為《詩經》的一種重要表現手法，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初唐詩人陳子昂將「興」與「寄」結合起來，創造一個新概念——「興寄」,…

二是重視含蓄的美。含蓄的美是一種內在的美，這與「中」的內在義相貼合。劉勰《文心雕龍·隱秀》指出：「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此處的「隱」即為含蓄。含蓄在中國美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宋代詞人姜夔說：「語貴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宋朝極為推崇「韻」,范溫《潛溪詩眼·論韻》中提出，「韻者，美之極」,而韻的特點也是含蓄，正所謂「有余意之謂韻」。

中國美學的最高范疇為「境界」,境界藝術審美領域亦稱「意境」,它是意象的高級形態。境界的特質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韻外之致」。王國維《人間詞話》指出：「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這種特質，其實也可以歸之於含蓄。含蓄是中華民族標志性的審美觀。…

周朝時期，孔子提出「夷夏之別」。孔子輕視少數民族政權當然是錯誤的，但是，他的「夷夏之別」主要不是在血統上，而是在文化上。當時有一種普遍的認識：以周室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先進的。凡是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均為夏；不認同中原文化的政權則為夷。夷、夏身份並不固定，經常發生變化，楚國、越國、吳國均曾一度認作為「夷」。「夷夏之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打破。一方面，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接受華夏文化，另一方面，南朝也逐漸接受少數民族文化。

中國的文化融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民族文化的融會，另一種是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融會。漢朝通西域，首開國門，與諸多當時還不屬於中國版圖的西域國家以及印度、波斯諸國有了商業、文化、政治上的來往。…

自董仲舒開始的天人合一觀，對中國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蘇軾從董仲舒那里獲得啟發，但他不是簡單地認同人是天化成的，而是將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命看成一個整體。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著朋友感長江之無窮而人生之須臾的悲傷，他安慰道：「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之共適。」在蘇軾看來，天人關係有一個如何「觀」的問題。如果將天與人對立起來，那麼天地確實是無窮的，而人生的確是短暫的；但如果將天與人看成一體，那麼天地無盡，人也無盡。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悲傷的呢?自然物雖各有主，但自然美是可以共適即共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