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前言 (下)

阿倫特和雅斯貝爾斯都有在納粹極權下的成人生活經驗。哈維爾的祖國在二戰時曾被納粹德國占領。雖然在納粹滅亡時,他才九歲,但正如西蒙斯(Michael Simmons)在《不情願的總統: 哈維爾政治生涯》一書中所說, “(納粹)占領下捷克人生活的,那種既現實又不真實的特點貫穿在哈維爾的許多戲劇中。日常生活交談、日常行為舉動有了雙重意義,或者什麼意義都沒有。這種內在的荒誕再一次出現在另一種制度的生活之中。兩種極權對哈維爾的思想演化同樣重要,因為無論哪一種,生活都是一個謊言。 “

 

在納粹極權政治中,暴力和殘害,由一種 “必要的惡 “冠冕堂皇地變成了 “正義事業 ”,在許多其它暴力革命中也是一樣。把惡正當化,甚至浪漫化,這使得文學浪漫和革命浪漫,有了共同的語言。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文學與惡》中寫道, “人不同於獸,在於他們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們遵守禁忌,但也需要違反。違抗禁忌不是由於他們愚昧無知: 違抗要求堅定的勇氣。違抗所必需的勇氣是人的成就,尤其是文學的成就。文學的優先行動是一種挑釁。真正的文學是富於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於違抗當時社會的基本法規。文學懷疑規律和謹言慎行的原則”。

在巴塔耶那里,惡成為一種必要的破壞力量,一種反抗精神的宏揚,就像在希特勒那里,屠猶成為一種必要的 “最終解決 ”方案,甚至是一種 “正義事業 ”。對於文學來說,這也許不過是一場概念遊戲,雖然我們仍然要問,藝術反抗真的必須以惡的名義才有可能嗎? 但對於現實政治來說,這就定會成為可怕的人道災難的禍端。

 

在對人道災難的記憶中,最能幫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義和做人尊嚴的,就是我在本書第二輯一些文章中討論的 “見證 “。見證對為什麼記憶和記憶什麼的回答是明確的,因為見證是一種道德記憶,它的對像是災難和邪惡。任何親身經歷過苦難的人都是苦難的見證人。

但是,即使在苦難過去之後,也並不是所有的苦難見證者都能夠,或者都願意為苦難作見證。在 “是見證 “和 “作見證 “之間,並不存在著自然的等同關系。

 “是見證 ”的是那些因為曾在災難現場,親身經歷災難而見識過或了解災難的人們。 “作見證 ”的,則是用文字或行動來講述災難,並把災難保存的公共記憶中的人們。第一種人只是災難的消極旁觀者,只有第二種人,才是災難的積極干預者。從 “是見證 “到 “作見證 “,是一種主體意識、道德責任感和個人行動的質的轉變。

 

為苦難作見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現作見證的意願,不僅需要見證者開口說話,而且還需要有願意對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眾,和允許受害者說話的社會環境。在一個苦難見證者眾多,但卻很少有人站出來作見證的社會里,增強 “作見證 “的意識,便更加是培養公民人格和發揮公民作用的重要內容。有了 “作見證 “的意識、願望和行動,災難受害者(從歷史災難到大大小小社會非正義事件),才不至於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沈默之中。

 

《鼠疫》里的醫生里厄在災害發生的時候,就知道他的真實記錄有一天會成為 “證詞 ”。《鼠疫》本身就是一個以 “見證 “(證詞)的形式來敘述的故事。醫生里厄記錄下自己關於鼠疫之惡的想法,就像我父親在他藏書的扉頁上記下他的想法一樣,是為了使人們至少回憶起有人曾經是非正義和暴力的犧牲品。也是為了告訴人們記憶者在災難中學到了什麼。

醫生里厄並沒有像他周圍的人群那樣,因為鼠疫的消退而興高采烈, ” 他明白這篇紀實寫的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勝利。它只不過是一篇證詞,敘述當時人們曾不得不做了些什麼。而且在今後,當恐怖之神帶著它的無情的屠刀再度出現之時,那些既當不了聖人、又不甘心懾服於災難的淫威、把個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當醫生的人,又一定會做些什麼。”

《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徐賁 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原載 2008-10-29 《愛思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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