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的敘述，隱蔽地補償受挫的欲望，這種觀點涉及敘事學與精神分析學——也只有這二者，所謂的社會歷史並未介入。一些理論家的確認為，只有“敘事的真相”而不存在“歷史的真相”。

“不可能講清楚一個敘事作品，是不是比另一個更真實，只能弄清是不是比另一個更好，也就是說，更加有效。”

很大程度上，這種效果僅僅發生在，心理分析醫生與患者之間。(21)


然而，作為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不可能如此簡單。作家與讀者均置身於某種社會歷史，他們的敘事與閱讀必定與周邊的文化環境息息相關。這時，敘事與欲望始終相互調整，二者共同期待贏得社會歷史的認可。伊格爾頓找到的一個簡明例子是《簡-愛》。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歷史設置的問題是，“允許簡實現自我，但必須限制在社會傳統規定的安全範圍內”。

因此，《簡·愛》包含了自我與屈從、責任與欲望、力量與恭儉、普通人與貴族、小資產階級與上流社會之間的種種平衡，實現這種平衡的情節敘事，“不成比例地混合了現實主義、傳記、哥特小說、浪漫傳奇、童話、道德寓言”，某些時候甚至不得不求助於寓言，或者神話這些“笨重累贅”的敘述話語。

總之，由於社會審查機制的存在，只有相應的敘事，才能有效地處理欲望的延遲、轉移、調整和置換。(22)

按照這種描述，情節構成了敘事、欲望與社會歷史，相互交織的複雜區域。

相對寬泛的意義上，欲望與“烏托邦”乃至社會理想存在某種聯系。摒棄利己的個人形式，欲望對於現狀的不滿、主動爭取的姿態，以及強大的沖擊隱含了積極的意義——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甚至試圖從中發現革命的心理能量，例如馬爾庫塞。

然而，欲望介入社會改造實踐的前提，是與社會歷史的相互磨合。這不僅包含了某種願景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如何與社會歷史結構銜接。對於文學說來，這很可能具體地顯現為不同的情節敘事。


一種情節敘事傾向於進入社會歷史結構，並且在社會關係構造和人物性格特征之間，搜索欲望可能展開的空間，這種情節敘事通常保留於現實主義文學的範疇之內；另一種情節敘事傾向於拋下繁雜的社會關係，重新想像和設置另類時空的奇幻生活景觀，人們可以在武俠小說、玄幻小說、科幻小說之中察覺某種相似的敘述話語。

現實主義文學的聲望一如既往，現實主義文學與社會歷史的呼應從未中斷；相對地說，武俠小說、玄幻小說、科幻小說猶如異軍突起，這些文學類型的廣泛流行超出了許多批評家的預料。

分析情節內部敘事、欲望與社會歷史的角逐，兩種類型情節敘事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意味深長的文化症候。

(21)參見理查德-卡尼：《故事離真實有多遠》，王廣州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頁。

(22)特里·伊格爾頓：《文學事件》，第206-208、248頁。（愛思想2020-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