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古時的許多大哲學家，思想界的領袖，他們的言行錄，也是一批傳記的史料。比方死於一千二百年的朱子，在他未死之前，他的學生就曾印出許多《朱子語錄》；朱子死了之後，又印出了許多。這些都是朱子的學生們，在某年某月向朱子問學所記錄下來的東西。這些語錄，大部分是白話文。後來《朱子語錄》傳出來的太多了，於是在朱子死後六七十年間，便有人出來搜集各家所記的語錄，合成一書，以便學者。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黎清德編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假如寫朱子傳記，這部《語類》就是好材料。為朱子寫年譜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一位王懋竑先生；他費了半生時間，為朱子寫年譜，都是用語錄做材料。這些白話語錄，記得很詳細；有時一段談話，就有幾千字的紀錄。這些有價值的材料，到現在還沒有充分利用。像這樣完全保存下來的史料，實在很少很少。明朝有一位了不得的哲學家王陽明，他的學生佩服老師，愛敬老師，也為老師記下了一大批白話語錄。後來就有人根據這些語錄，來寫王陽明年譜。語錄可說是中國傳記文學中比較好的一部分。可惜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許多真正大學者，平生的說話，很少有人這樣詳細的用白話記錄下來的。就是個人的日記、書翰、劄記這類材料，也往往…See More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的話譯成現在的話就是：“一句話便可以把國家興盛起來，不會有這樣簡單的事；但說個‘差不多’罷！曾有人說過，‘做君上難；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一個國君知道做君上的難，那麽不是一句話就差不多可以把國家興盛起來麽？”）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答覆道：“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的話譯成現代的話就是：“一句話把一個國家亡掉，不會有這樣簡單的事；但說個‘差不多’罷！曾有人說過，‘我不喜歡做一個國君；做一個國君只有一件事是可喜歡的，那就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如果他所說的是好話而沒有人敢違抗，那豈不是很好的事！如果他所說的不是好話而沒有人敢違抗，那麽，豈不是一句話便差不多會把一個國家亡掉了麽！”）我們從孔子和魯定公這段對話來看，知道《論語》里面，用了相當完備的虛字。用了完備的虛字，就能夠把孔子循循善誘的神氣和不亢不卑的態度都表現出來了。像這樣一部真正純粹的白話言行…See More

骨幹重要，血脈更重要。所以古時的文字，不容易把一個人講的話很完全的記錄下來。到了春秋時代，文字有了進步，開始有說話的完全紀錄。最早最好的說話紀錄，是《詩經》。《詩經》里的《大雅》、《周頌》，文字還不十分完全。但是《國風》全部和《小雅》一部分，是民間歌唱的文字；因為實在太好了，所以記錄的人把實字、虛字通通記錄下來了。如“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表示口氣的“也”字都寫出來了。又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你看看，耳環戴紅的好，還是戴白的好？又戴什麽花咧？把一個漂亮的小姐問他愛人的神態，通通表現出來了。這是記錄文字的一個好榜樣。至歷史上最好的言行錄，就是剛才說的《論語》。《論語》文字，虛字最多。比方“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話有五個虛字。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這是孔子的一個學生問另外一個學生的話。拿現在的話來說：我們的老師到一個國家，就知道人家政治的事情，這是他自己要求得來的，還是人家給了他的呢？子貢答覆的最後兩句話：“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我們的先生要求知道政治的事情，恐怕同別人家的要…See More

我希望這次回來能將我所寫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散見在《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中的），再加上我朋友們所找到的有關曹家的材料（如台大教授李玄伯先生所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吳相湘先生在清故宮發現的秘密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奏本），收集在一起，合印為一冊，使愛讀《紅樓夢》及關心《紅樓夢》的人有一個參考。也許我下次再來時，便可以談談《紅樓夢》了。我覺得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中國的正史，可以說大部分是集合傳記而成的；可惜所有的傳記多是短篇的。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其中的傳記有許多篇現在看起來仍然是很生動的。我們略舉幾個例：太史公的《項羽本紀》，寫得很有趣味；《叔孫通傳》，看起來句句恭維叔孫通，而其實恐怕是句句挖苦叔孫通。《漢書·外戚傳》中的《趙飛燕傳》，描寫得很詳細，保存的原料最多。《三國志》裴松之的注，十之八九是傳記材料。《晉書》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傳記，不幸是幾百年後才寫定的。《晉書》搜集了許多小說——沒有經過史官嚴格審別的材料——，成為小說傳記，給中國傳記文學開了一個新的體裁。後來作墓志銘小傳，都是受了初期的幾部偉大的歷史——《史記》《漢書…See More

今天我想講講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傳記文學。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傳記文學有特別研究，而是因為我這二三十年來都在提倡傳記文學。以前，我在北平、上海曾演講過幾次，提倡傳記文學；並且在平常談話的時候，也曾勸老一輩的朋友們多保留傳記的材料，如梁任公先生、蔡孑民先生，和綽號財神菩薩的梁士詒先生等，我都勸過。梁士詒先生有一個時期很受社會的毀謗。有一次，他來看我，我就勸他多留一點傳記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凱時代所經過的事，宣布出來，作成自傳；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自己做事的立場動機赤裸裸的寫出來，給歷史添些材料。可是這三位先生過去了，都沒有留下自傳。蔡先生去世十多年，還沒有人替他作一部很詳細的傳記。梁任公先生五十多年的生活，是生龍活虎般的；他的學說，影響了中國數十年：我們覺得應該替他作一部好的傳記。那時丁文江先生出來擔任搜集梁任公傳記的材料，發出許多信並到處登廣告，征求梁任公與朋友來往的書劄以及其他的記述。丁先生將所得到的幾萬件材料，委托一位可靠並有素養的學者整理；後來寫了一個長篇的初稿，油印幾十份交給朋友們校閱。不幸國家多故，主辦的丁文江先生很忙，未及定稿他本人也死了。所以梁任公先生傳記到…See More

解困新聞學  解困新聞學（英語：Solutions Journalism）是一種新聞報導方式，主張積極介入社會問題，並探索各種解決途徑。  歷史解困新聞學的概念最早由大衛．柏恩斯丁（英語：David Bornstein (author)）提出。他的成名作是1996年出版的《夢想的代價》（The Price of a Dream），以及2003 出版的《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1]。其中，後者列舉大量社會創業家的故事，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於全球各國出版，除了被《紐約時報》稱為“社創界的聖經”（A bible in the field）[2]，同時奠定了解困新聞學的理論基礎和寫作方式。 2011年，《紐約時報》Opinionator版“Fixes”專欄誕生，以柏恩斯丁和蒂娜．羅森堡（英語：Tina Rosenberg）二人為主筆，每星期介紹一個以創新手法解決社會問題的個案。2013年，羅森堡連同女權運動代表葛妮．馬丁（英語：Courtney Martin），和柏恩斯丁合作創立“解困新聞學網絡” （Solutions Journalism…See More

對日趨猖獗的“後真相世界”，“解困新聞學”應寄望為社會帶來哪方面的長遠影響？第一，讓社區注意更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第二，消除負責單位不履行職責的理由。第三，令公眾知悉能夠帶來轉變的新想法。第四，促進社區之間的對話以求改變政策。第五，推動社會重新設定“固有政策”。 延續閱讀：https://iconada.tv/profiles/blogs/3600580:BlogPost:930973See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