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在空間上的這種靈活性也同樣適用於時間。雖然當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後, 但也有很多史家會思考古代、中古時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讓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如何才能讓全球思想史研究遠離現代化的陷阱? 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敘事之間剝離開來。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們想讓思想史怎樣變成全球的? 》一文中, 建議把“全球”看作一種“長距離聯系”[6](P284), 他提醒我們注意古代帝國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遙想一下，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文學，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 或者以梵語為基礎的精英文化，怎樣在南亞次大陸建立起來, 並傳播到東南亞; 又或者伊斯蘭文化如何隨阿拉伯帝國的征服到達伊朗、印度以及伊比利亞半島的科爾多瓦, 隨後在13、14世紀的蒙古西征中，獲得更大範圍的傳播[6](P59-80)。

正如世界史是一部人類從分散、孤立走向密切聯系的歷史, 上述思想的“有限傳播”都構成了全球化進程的一磚一瓦。發生於前現代的那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 也和當代的全球化一樣, 並非天然存在, 而是有一個建構的歷史過程, 因此需要納入到全球思想史的考察範圍內。

儒家文化圈、梵語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等, 都是一場又一場把某種核心思想，擴散到更加廣闊的空間範圍的普世主義運動。這些前現代較小規模的普世主義運動, 也同樣適用於思想史的宏大敘事。 

四、結語 

從現有的全球思想史研究觀察, 當前思想史書寫所出現的“全球轉向”無論對於改變傳統思想史研究的局限, 或是回應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新命題, 都具有相對積極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 它有可能從更加多元的時空維度上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領域, 給予人類的觀念形態以更加富有縱深感、互動性和關聯性的闡釋。 

如果將全球思想史放到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譜系當中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學不同分支學科或領域之間的深度交叉與互動。應該說, 全球思想史首先是一種跨文化研究, 其次還需在其上疊加一個普遍性的宏觀視角, 以此回應全球化時代的宏大敘事需求。

這里, 跨文化研究在全球思想史中，主要扮演了解構的角色, 但它是通過建構多重主體性，與多中心的方式來消解單一文化中心主義的, 並在此基礎之上試圖重建一個去中心化的宏大敘事結構。因而, 宏大敘事表現出全球思想史建構性的一面。這雙重內涵可以說是當前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要架構特征。 

同時, 從學科之間的關聯性來看, 全球思想史也可以視為，思想史與全球史的有機結合。傳統思想史更多偏重於非物質性的觀念研究, 而全球史更擅長於把握跨區域間的物質交換。因此, 這兩者的結合是令人期待的。

顯然, 思想史可以對全球史中的觀念、文化等非物質因素的缺位進行有效的補充, 而全球史的空間轉向，則有望修正思想史長期忽略空間概念的問題。當然, 目前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尚處於初步探索的階段, 而與思想史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史”學界, 也正積極地應對“全球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