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耶教、佛教，“道成肉身”，敢於承擔，其生命意義和救世熱忱，決非“消極”“宿命”之外在批判所能批倒。俗見以為，宗教必然與科學相沖突或矛盾，宗教必然是宿命論、命定論或所謂精神的鴉片。這都是十分武斷的皮相之見。科學史早已暗示了基督教、道教的生與自然科學的內在的必然聯系，人類史亦早已表明了宗教人生觀之與人類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至若心靈安頓、人性凈化、精神治療、境界提升，儒佛道耶的智慧亦無其他精神資源可以取代。…

記憶離不開對過去、歷史的考察。西方史學理論在各種思潮、理論的交互作用下，於 20 世紀 80年代催生出以文化或曰記憶轉向為特征的新史學。

檔案也從未遊離於史學家的視野。檔案館「正以一個研究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從事研究的場所出現在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2）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雅克·勒高夫分別通過「記憶之場」和記憶製度認識檔案，貢獻了檔案與記憶的經典性文本。據 2013 年美國特隆德·雅各布森等對檔案記憶文獻引文分析，「超過一半（55.6%）源自歷史學」。（3）西方史學的新動向也波及中國史學界，史學領域的記憶視點對國內檔案記憶觀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過，傅偉勛認為，這兩種方法的區分不是絕對的，它們只是適用功能的不同而已，因此可以互相轉化。他說：“一般的哲學方法論有時可能轉變成為特殊的哲學方法論，反之亦然。”（同上，第7頁）那麼，如何將“特殊的方法論”提升為“一般的方法論”呢？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擴充的可能性（extendability）”與“普遍化的可能性（universalizability）”（同上，第8頁）。在傅偉勛看來，迦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即具有這種“轉化而為極具普遍適用性的一般方法論的理論潛能與開放性格”（同上）。因此，他說：

我自己的哲學論著也多次試過這些特殊方法論的一般化，吸納進來之後變成自己的哲學方法論建構嘗試所需要的理論資糧。（同上）…

《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作者高延在書中對華人公司制度的論點是：“即那些幾乎都出身於普通農民的中國移民，有能力建立組織良好的自由國度，那些國家的體制具有最嚴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紀律與政策，他們擁有獨立的立法與幣制；常常要應付馬來君主以及自己人之間的互相衝突；就像國對國那樣與強大的荷印政府進行談判，並長期武裝民眾與荷軍對抗，一言蔽之，從未有人能夠追溯公司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即它的一切制度、組織結構、統治方式，從而進行完整詳細地分析……”

從這論點中說明了西加華人的村社有著嚴肅的紀律性，能建立像國家體系的各種法制，村寨有軍隊的守護，能代表公司與其他國家正式談判，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第 4 節.…

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風 

到夜晚變強烈，愈吹愈兇猛； 

這對航海的人算不了什麼， 

但陸地的子民就要臉發青。

水手們的確是另一種族類， 

日落時他們開始收起帆篷， 

因為那天空看來很是險惡， …

蛋黃兒拌的米飯，摘了刺的小魚兒，消過毒的牛奶，全然不屑一顧。這一下可把媳婦兒惹急了，一進門就是把他一頓臭罵。隨之便抱起佐羅，馬上親手進行檢查。當摸到佐羅的小肚子鼓起一塊時，媳婦兒頓時大聲驚呼了：媽呀！別是吃了耗子吧？」 

「不、不會！」他趕忙分辯。 

「不會個屁！」火馬上點燃了，「瞧這肚子裡鼓鼓囊囊是什麼？虧您還是高中生呢！洋種貓兒能消化得了咱們中國耗子嗎？」

 …

他把這句話與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上午打獵，下午捕魚”的自由生活聯系起來。丹托也高度評價波普藝術的意義：

波普反對作為整體的藝術，而青睞真實的生活。……它們所回答的是人們現在想享受生活的某些普遍的感覺，不是在某種不同的層面上、或處在不同的世界中、或處在歷史的某個後期階段（當下在為之準備）中。……沒有人想等到了天堂再收獲報酬，或者喜氣洋洋地生活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里，一個生活在波普讓人意識到的世界里，這就已經夠好的了。……複雜的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呼喚解放，而這個解放還沒有結束。人們的決心是他們希望和平地去“追求幸福”，根據美國的授權文件，幸福是數量不多的幾個基本人權。……在我看來，波普不僅僅是一種跟在一個運動之後、取而代之的運動。它是一個大變動的時刻，這個時刻昭示了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並且在藝術觀念上獲得了深刻的哲學轉型。…

正如日常經驗以及逐漸增多的相關學術研究所呈現的，伴隨著新的應用不斷出現於持續變動的環境之中，數字化為我們的表達和交流打開了不可勝數的可能性。筆者稍後會返回來討論媒體實踐中的某些改變。這裏要說的是媒體實踐的一個衍生產物：對媒體所具有的社會重要性的高度認識，以及相應的，媒體技術的發明總是形成一股反思“舊”的媒體，以及新媒體發展所帶來的得失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電視對麥克盧漢的啟發)。最近的(媒體技術)發展就以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引發了一種新的意識，這種意識一方面指向媒體變化，另一方面則指向印刷文化在過去的歲月裏對知識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數字化媒體對未來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改變了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過去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已經過時而變得值得關注，從而被陌生化、歷史化了。正如羅曼·雅各布森在上世紀初所論，事物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為人所見——新出現的時候和過時的時候。…

摘 要：檔案記憶觀的主要理論來源包括後現代主義、社會記憶理論、新史學理論；檔案記憶觀歷經孕育期、形成期，正向成熟期發展。國內外研究主題從實證研究和規範研究兩個層面展開，成果豐富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意義探尋中深化理論向度，在比較框架中拓展研究題域，在研究方法中注重社會調查。…

和順公司各屆總領導人名單：

1 謝結伯大哥 1776-1806 年

14 公司合並成和順公司，在謝結伯領導下開采金礦和開辟農場地等，在自力更生的情況下經濟得到空前發展，這時期是華人的黃金時代。

2 溫三才大哥 1805-1807 年 公司之間為了發展實力而產生矛盾或械鬥

3 劉乾相大哥 1807-1808…

2018年5月4日大選前夕，馬來西亞海事研究所研究員陳艷玲(Chin Yim Leng，音譯)在參加馬來西亞制造商2018供應鏈大會關於“一帶一路”的分組討論時表示，“一帶一路”為馬來西亞帶來充分的基礎設施聯通及其他商業機遇，但是也有一定的風險，即被強者(中國)所主導的可能性，反映出她對“一帶一路”項目中中方實力的擔憂，這與當時馬來西亞社會的認識基本一致。但是陳艷玲並未因此反對“一帶一路”，她認為應當制定收益與風險的評估機制確保國民受益。…

宋人梅堯臣云：“詩家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見歐陽修《六一詩話》）什麽樣的景物算是“難寫之景”呢？對於唐人而言，潤州的金山寺多半名列其中。



金山是長江中流的一座小山，因四面環水，就像鮑照筆下的瓜步山一樣，“因迥為高，據絕作雄，而淩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瓜步山揭文》）東晉明帝時建寺於山，初名“澤心寺”，名符其實。如此山水形勝的一座名剎，當然會受到爭新出奇的詩人的青睞，於是歷代詩人吟詠不絕。



本文試以唐人題詠金山寺的幾首五言律詩為例，來看看詩人是如何處理此類題材的。…

原野上有幾個人遠遠看去

有手指肚那麽大不知在幹什麽

望不到邊的麥田在冬天一片暗綠

有幾個人三個人是綠中的黑

在其間蠕動

麥田附近沒有村莊

這幾個人顯得孤立與人群缺少關聯…

在這些功利主義者中，維柯重視不幸的斯賓諾莎，他認為，斯賓諾莎作為一個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被妒忌驅使著獻身於形而上學的重建，「目的是推翻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他對那個時代的倫理學狀況作出了嚴厲的判決。倫理學是他在機械主義和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基礎上不帶宿命論的偏見所能做的一切。笛卡兒在這一領域一無所成，因為笛卡兒關於這一主題的為數不多的遺作沒有形成一個學說，他的關於情感的論文與其說屬於道德不如說屬於醫學。馬勒布朗士和尼科爾同樣勞而無獲，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是一個例外，它只是「閃射著的思想光輝」。意大利人帕拉維奇諾的論文《對幸福的思考》未提供任何深刻的倫理思想；穆拉托里在他的《哲學道德》一書中的嘗試是極不成功的。…

以 DS 應用於教育和培訓為例，研究者往往結合認知理論、教育理論和數字敘事理論來探討「教與學」的問題。如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數字敘事項目列出了 3 個主要研究方向：

一、數字敘事教學中，學習處理多媒體因素對學生造成的影響為何？二、數字敘事學習中明顯的社交因素如何改變學生的學習？三、數字敘事學教學中強調的情感因素如何改善學習效果 [18] ？

相比之下，互動數字敘事領域（IDN）似乎更加具有理論探討的自覺，同時積極地用理論成果指導 IDN 實踐活動。1980—1990 年代早期，該領域即借鑒並發展亞裏士多德、普洛普的敘事理論，以及非洲的口頭敘事傳統等經典敘事學成果 ；1990 年代晚期以後，該領域的研究者對於敘事性和（數字媒介）互動性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兼容性進行了探討，顯示了力圖使 IDN 成為一個「合適的學術研究主題」的努力 [19]。

如前所述，早期的 IDN 理論探討仍然積極地從傳統敘事學中汲取養分。其中，既擁有戲劇與表演博士學位，又具有在數字媒體產業多年實操經驗的布蘭達 • 勞瑞爾（Brenda…

“別了，我的西班牙，長久別離了！”

他叫道， “也許我從此見不到你！

也許我像那多少遊子的心靈

因為思念你的海岸而黯然萎靡。

別了，瓜達爾基維爾河邊的故園！

別了，母親！既然從此各自東西，

那麼也別了，親愛的朱麗亞！（說完，…

丹托把自己的時代稱為“後歷史的時代”：歷史不再是逐步發展、不斷進步的統一過程，而是一種敘事、也只是一種敘事。這是因為藝術沒有本質、沒有方向、沒有標準，什麽都可以是藝術，什麽都可以不是藝術。“藝術已經終結的一個標誌就是，不再有一種具有決定性的風格的客觀結構，或者，如果你願意，應該有一種在其中什麽都行的客觀歷史結構。如果什麽都行，那麽，就沒有什麽會受到歷史的管制：一件東西可以說是和另一件東西一樣好的。在我看來，那就是後歷史藝術的客觀條件。”[17]不同於瓦薩利與格林伯格，丹托把藝術史敘述為“藝術時代”與“後藝術時代”，前者是一個美學或視覺經驗的時代，後者則拒絕美的觀念。 …

貝爾關於概念化是觀念循環和變動中的一部分的觀點，並非沒有問題，尤其是他們趨向於將變動性視為其本身的重點，並且使概念變化的程度過大以至於我們在研究的是否還是原來的概念本身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犬儒主義者甚至可能把這種對概念使用中的差異性所作的辯解視為應各時之需而篡改概念意義的草率行為的借口。但無論認為語義的多樣化是好還是壞，概念的突現和變動在學術領域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概念從一個學科轉移到另一個學科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正如前文所論——但同時也能發生在一個學科的內部，即當研究發生變化時概念的意義就也會隨之發生轉變。如果“敘事”在史學理論中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解釋形式出現，用以區別於科學化形式的話，那麽其後來則轉變成為了一種表現形式，用以區別於模仿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