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一個懂音樂的心理分析家對巴赫的三十首《哥德堡變奏曲》進行了闡釋。有人希望，那位心理分析家解釋一下凱塞林伯爵所起的作用，因為那位伯爵出資定制了那些變奏曲，並且要哥德堡每天晚上給他演奏，以便讓他安然入睡。在文學研究領域，這些分析方法得到了批評理論的輔助，因為有人認為，作為總體的藝術以及它的所有體裁都應該按照理論辦事，其方式類似於發動機根據熱電學原理進行運轉。文學研究領域存在著喜劇理論、悲劇理論、諷刺理論和抒情詩理論。此外，還有種種批評理論：新批評應用了細讀方式，意在確定作品中的隱喻是否“奏效”；結構主義批評驗證各個部分的協同性和它們之間的依附性；解構主義看來是要人們相信，真正的作者是他所使用的語言，真正的作品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讀者。

批評方法在大學校園裡得以興盛，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大學就是講授方法的機構。另外，任何科目要講授出來，就必須以系統的方式加以陳述。為了實現教學目的，就必須進行定義，創建原則，提出方法。我用文學作為說明例證，因為文學研究的方式是我最熟悉的，不過，在其他學科也有類似的方法。藝術史致力於圖解——闡釋畫作中的象徵，在其他畫作或文獻中找到來源和相似的表現元素。音樂學分析風格，對技術手法進行分類，通過這種或者那種方式——例如宣克分析——來檢驗作品取得的成功。有人聽到一位著名分析者說，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的第一樂章中的缺陷很容易加以補救，這可以使該作品變得完美無缺。

當一名業餘愛好者問他：“假如貝多芬在電話里和你談起你持有異議的部分，你會教他如何改進嗎？”他回答說：“會的，肯定會的。” 科學魔咒在以下這些不同方式中得以明顯體現：科學通過自信，通過許諾提供得以證實的知識，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影響，而學術研究已經對此表示臣服。然而，請允許我重複一遍：幾何學頭腦是無法分析和把握文化對象的。偉大藝術品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們是世界的綜合產物；偉大藝術品通過將形式與內容融為不可劃分的整體，躋身藝術的行列；偉大藝術品提供的既非“相關的話語”，亦非供人解析的密碼，而是一種延長的技巧激勵。

所以，不可思議的一點是，我們​​向年輕人介紹這類作品的方式竟然是學術研究。研究文學、研究過去的藝術的理念是不久之前才出現的，所以，探討前幾代人是如何讓高等教育滿足真正的文化提出的要求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到19世紀50年代為止，沒有講授這些科目的課程；它們根本就不是什麼科目。即便在它們——作為一種與科學和政治經濟學抗衡的受人期盼的學科——問世之後，也沒有人相信當代藝術和文學應該或者可以被人研究。人們以相當正確的方式認為，很難判定哪些當代藝術家值得密切關注；而且，人們相信，無論如何，公眾閱讀或理解藝術家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愉悅和啟迪，而不是為了積累學分。

實際上，人們認為，偉大的、有創意的藝術家應該直接吸引年輕一代，後者會自己閱讀他們的作品，欣賞他們的音樂，在某種清靜的地方觀看他們的作品，以便在沒有教學的條件下，直接感受最新文化進程形成的富於啟迪的影響。目前的情況是，新作品被帶進校園，加以解剖，根本沒有機會讓人欣賞。年輕一代無疑喜歡“最近”創新的“重要性”，然而，強制實施的方式卻大大淡化了這樣的愉悅。相對於過去典範和傑作的連續性或對比性而言，時間上的遙遠性和分析的一致性衝擊形成雙重影響，使其大打折扣。毫無疑問，在得到有修養的頭腦的指導時，會出現例外的情形。但是，我們可以公正地說，雖然英語、美國研究或者其他別的專業的“主修學生”接觸指定的藝術品，但是這樣的接觸對提高修養沒有什麼益處。

（The Culture We Deserve : A Critique of Disenlightenment [Paperback – May 15, 1989] by Jacques Barzun,1907-2012 [Author], Arthur Krystal[Edito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Twelve essays exploring aspects of literacy and art criticism, retrospective sociology and the effects of relativism on moral behavior.)